何应辉：进德修业，发而为书

从四川省诗书画院退休三年来，何老有了更多时间从事书画的研习和创作。继在太原、重庆举办师生展和《问耕》个人书展之后，除参与中国书协、国家画院等机构的展出和外出写生外，他着重倾力编著了由省委宣传部立项出资的《溯源问道——何应辉书法课徒集》，此书是一部集实践与理论于一体，兼有艺术欣赏价值和学术意义的专著，也是他20多年来书法教学成果的一次总结。久为众多学书者和业内同行所期待，将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

过去为公务耗去不少时间，他为此不无遗憾：“还是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更合于我的本性。翰墨不觉老已至，试回首，唯身心健康、艺术质量、人间真情三者可堪珍贵，余皆浮云！艺无止境真非虚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自信我的艺术，还有进境。”

作为“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的艺术家代表之一，何应辉认为，四川历来文风较盛，“但我觉得比起江、浙、鲁、豫等文化尤其兴盛之地，我们还有一定差距。本次活动，有利于促进天府文化的繁荣发展。今后形式还可以更为多样。我衷心期望，具有悠久深厚历史文化基础的四川，文化建设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产生更多丰硕成果。”

何应辉说，我理解的天府文化也就是巴蜀文化。

这一文化板块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与结果，并不会因行政区划的改变而割裂。

在先秦时期，考古学上称之为早期蜀文化，那时，长江上游已形成了以成都平原为主要所在地的古代文明中心。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要由西北方向的秦文化和东南方向的楚文化在巴蜀之地不断碰撞、交流、综合，从秦汉时期起则融铸为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化板块，它的主要审美特征是雄秀、灵异、诙诡，所以，兼容与开放自古以来是巴蜀文化的优势。

四川人在文化上历来不保守排外。

四川古代文化的高峰期在汉之后是北宋，以苏东坡为代表。此后我们还应注意的是明清之际的大移民以及抗战时期全国文化精英在四川的汇聚。这些都进一步使巴蜀文化多元交汇并得以提升。四川文化向来是南北兼容，异质综合。

在走向现代化、信息交流日益迅速广泛的今天，巴蜀文化如何葆有自己的优势，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得以弘扬与发展？这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何应辉正是一位立足四川本土而又视野开阔的艺术家。他在长期的生活、文化的积累和书法创作实践、理论研究、教学相长之中，成为四川书坛极具代表性的实力革新派书家并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文化的积淀、耕耘与传播，与书写密不可分。

在本次“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颁奖词里，对何老就有这样的评价：养就文心，炼铸风骨；朴华交融，俊雅宏达。书写四川，书写中国。

作为四川书法甚至是中国书法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何应辉独特的书法风格植根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展现天府文脉之气度，他的艺术理念与实践，记录、开垦并推进了天府文化的诸多棱面。他以巴蜀人特有的执着与敏锐，在意与法之间，让透着雄逸萧散之气的作品盛开在当代书法异彩纷呈的百花园中。他对人才济济的四川书坛具有引领与推动之功。现今活跃于巴蜀书坛的中青年中坚力量，多受益于他的影响。　

何应辉认为“书法大家”不可轻易称许，一位书家的艺术成就，最终应由历史来认定。

作为碑帖结合的代表书家之一，何应辉书法风格的锤炼，首先是树立了“风骨”，这既离不开他十年下乡期间的生活历炼，也有赖于施孝长老师与陈子庄老师的教育和影响。“我觉得写字、画画、作诗，首先是要树立风骨。我的主张是以质为本，文质相济。”

何应辉说，“书法与中国画是最有典型特征的民族文化，绘画先从中国书法吸取经验，发展到后期又反过来影响书法的发展。因为家传，我从小就爱好书法。中国书法和中国画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拿石涛的话来说就是‘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

通过作品，既要跟宇宙运动的内在节律沟通，即孙过庭所说‘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也就是我们说的合乎‘道’，更重要的是它要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形式写照，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要通过创作实现表达自我和表现天地运动规律的统一，从而实现天人合一。

书法能在魏晋时期达到这样的自觉，当然离不开长时期毛笔的汉字实用性书写中逐渐形成的形式语汇、系统以及字体、书体的演变。现在我们学习毛笔的实用书写，只是一个技术基础，但要从实用书写上升到艺术书法，还需要人对于艺术的自觉。而这种自觉必须要有文化艺术的修养作背景才能实现。

反过来说，只有文化艺术的修养背景，这种自觉也不一定能实现，从文化修养到作品的转换就是艺术家的特质。这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生产的过程。”

（手札“董其昌论作书”34×69厘米）

何应辉在谈到当代书家的进德修业时，一席话发人思考：

何老去年读了不少书，不单是书画艺术方面，文史哲方面都涉猎，特别是周有光的百岁文萃和岳南的《南渡北归》。他还特别提到自己正在选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这些著作能够帮助我的创作和思考。”

成都商报记者在何应辉的书斋采访，他的书案上放着各型纸张、书卷，笔墨与印石，《董其昌书法论著》、《山谷论书》、《黄宾虹谈艺录》放在他随手易取处，看得出来经常翻阅。他还曾提到自己在十年耕读生涯中，对中外文学，特别是传统诗词的兴趣沉酣与刻苦研习。

“尽管当时书籍资料极难寻得，我还是读了不少名著，十分庆幸借得并全文手抄录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著作，同时亦得刘君惠先生的指教，对艺道学理的忘我追求及由此获得的真正纯粹的心灵陶冶，虽苦至乐，令我终生难忘并至今受益。”

何应辉书斋的两面墙上，挂置着三件大作。一边是楷书毛泽东《沁园春》词二首、行草陈子庄《石壶论画语要》，一边则是他创作的《风骨苍郁图》，气象雄健。寻绎问耕数十年，何应辉的艺术风格，以“宏博清超”总揽其要，气局宏大、内涵博富、气息清旷、格致超拔，而其力主的“高、大、深、新”，则使“宏博清超”的人生理想、艺术追求有更清晰的目标和实践的内容。

而作为极具个人风格的著名书家，如何看待当今书坛众多书家难以找到自己的现象？

如何在达到一定程度的书法水平后突破瓶颈，找到自己？

他认为关键在于“觉悟”。

学习古人、临摹古帖，学到的是古人的经验。这个经验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技巧，二是其内在精神，尤其是后者有难度。前者的关键是悟技中之道，而后者就是读懂其艺术内涵，这必须自身要有修养。精神内涵和形式技法是一体的。要把古人的经验融会变通，而成为表现自我的手段。这当中也有一个重要的转换过程。要实现这种转化有两个关键问题要解决：一是对书法本体内在规律的把握，二是认清本真的自我。

多年来，何应辉的书法研习与创作，最为重视的是正确处理好古与今、学与创、人文内涵与形式技法、艺术本体与功利诉求、流行与本我等诸多关系。这一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四川书坛众多中青年书家的创作路向。

何应辉谈到，当今一些书家，直接模仿今人，为了参展获奖，一味揣摩与迎合评委的口味，从而在追逐时流中丧失了本我。

他认为：最关键是既要坚持当代立场，又要保持清醒头脑，要有批判精神。拿孙过庭的话来说，就是“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做到了“今”，但又要能清醒地认识到这时尚当中的弊端，不取其弊。唯有如此，才能在这个时流当中，“预流”但又不随波逐流，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

年入七旬的何应辉对自己的艺术以及书法艺术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仍坚持着精益求精的本体立场和殷切的期待。他说：“学益通透，愈不必分碑分帖，关键是在博涉多方，碑帖兼取、质文并重的基础上锤炼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写出自己的性灵与精神来，向着高、大、深、新之境探进。”

“当代书法创作在实现笔墨与空间形式的现代追求的同时，如何使书法这一传统的民族艺术形式真正成为反映今人高尚人文精神的物态载体，从而实现其现代转型，成功地实现民族性、时代性、个性的高度统一？我们还有很多功课应该做……当代书法创作如何在更高层次的持续发展中提高品质，实现历史性的超越？值得深思，正待践行。”

（临书谱 56×240厘米）

成都商报记者丨谢礼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