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琪在庇护所外散步
17岁时，梁雪终于把父亲送进了监狱。
此前，她遭受了父亲长达三年的性侵。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长期通过威胁、殴打方式压制反抗，并对亲生女儿实施猥亵。
父亲入狱后，梁雪“噩梦般的日子结束了”。但与此同时，形同虚设的家也随之瓦解。母亲再嫁，梁雪不愿跟随“软弱”、“不能保护自己”的母亲生活。
她跑到奶茶店打工，自己租房子住，想存够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又在火车上被骗走了所有积蓄。无处可去时，她逃向了给她返程路费的那个陌生人，开始了一段仓促的婚姻，并在18岁生下了自己的孩子。3年后，她离开那里，又逃向新的地方。
“你就自己去外面逃吧，不要回来了。”今年中秋节，父亲出狱后，梁雪接到叔叔的电话。
“能逃到哪里去呢？”梁雪说，“我也不知道。”
当家庭的“保护罩”失效后，一些受侵害的未成年人正面临着“无处可去”的处境，甚至找不到行之有效的应对办法。
“中国儿童保护面临了什么制度问题？一方面是儿童保护的法律基础不健全，另一方面是缺少具有四个基本要素的儿童保护制度——一是要有专门的主管机构、二是建立儿童保护的报告制度、三是完善立案和处理程序、四是替代性养护制度。”中国儿童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儿童分会会长尚晓援在今年5月的高峰论坛上强调，“儿童保护制度我这里说的是底线的保护。”
梁雪开店的街道
把父亲送进监狱
晚上7点，21岁的梁雪端坐在客厅一角的电脑前，准备开始在直播平台上的主播工作，脚下吃完的外卖盒散了一地，还有酒瓶、烟头。
电脑上方的补光灯是客厅最亮的地方。在美颜相机的拍摄下，出现在屏幕里的梁雪脸瘦了许多。她每天花费一个小时为直播准备精致的妆容，“人鱼姬”色的眼影厚厚地遮盖在她的左眼睑上——那里有一道一厘米长的疤。“被打的。”梁雪说。
四年前，那时她还在上高中。
在快捷酒店的房间里，她被按住，面对着墙跪下。皮带从身后抽过来，梁雪咬着嘴唇，不吭声，直到男人打累了停下来。
男人是梁雪的亲生父亲梁富国。
从14岁开始，梁雪遭受梁富国长达三年的性侵。判决书显示，被告人长期通过威胁、殴打方式，对亲生女儿实施猥亵。
此前，梁雪说她的生活算不上幸福快乐，但至少可以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学。2008年，梁富国在广州的工厂被机器压断右手掌，住了一个多月院，出院后开始变得性情暴躁。
家里充斥着暴力和争吵，母亲总是不敢吭声的那一方。梁雪则相反，她试图用“自毁”来反抗父亲。从初三被父亲猥亵开始，梁雪出现自残行为。她想过死，拿着刀子在手臂上来来回回地划，二十几道血口子。
由于需要返回原籍中考，初三时梁雪从广州回到老家，但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梁富国每月两次坐6个小时的火车从广州返回老家。他到梁雪的教室，当着全班的同学叫小雪出来，把她带去附近的酒店。反抗的结果，是又一顿毒打。
她曾被梁富国带到海边“自杀”。梁富国把西瓜刀架在她的脖子上：“你信不信我杀了你，再自杀！”
“好，我是你生的，今天就当把命还给你。”梁雪看着父亲，“跟我比狠，你试试！”梁富国退怯了。
高二临近毕业，梁富国又来了，在教室门口喊，这次梁雪没离开教室。老师和同学围在梁雪身边，梁富国打了想要陪梁雪回宿舍的女同学，并把前来制止的女老师也打出了血。
这之后，梁雪主动辍学。
“我经常想，为什么人家过得那么好，自己却要经历这些，我觉自己就像一棵小草。”梁雪哭着，“你说，我还有脸去上课吗？”
猥亵在暴力、威胁、哄诱中持续。有时为了不被打，梁雪也说好话哄梁富国。
高二辍学后，梁雪让父亲出钱给她开一个便利店，梁富国将店开在了自己的粮油店对面。
梁雪发现，这更便利了父亲对自己的控制和侵犯，“他总在天黑后过来，睡在我的床上。我没有办法，就把店开成24小时便利店，晚上不睡觉，坐在柜台，白天等他工作时睡一会儿。”
梁富国曾当着她的面，用棍子打死过三只猫，对她说：你不听话，这就是你的下场。
梁雪要报警，梁富国说：“报警，你试试，你觉得警察会管你吗？说出去，丑的还不是你？”
终于，梁雪计划了一场“公开场合的家暴”。2015年8月3日，她在知道父亲不允许自己在外吃别人东西的情况下，去对面发廊吃了人家的鸭脖，并故意被父亲看到。争吵中，梁富国拿着剪刀冲着梁雪的太阳穴扎过来。邻居拉扯开两人，报了警。三年来遭受父亲暴力及猥亵的经过也得以曝光。
2016年3月14日，梁富国以猥亵儿童罪、强制猥亵妇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10个月。
“爸爸被判刑，所有的亲戚，包括我妈妈，都骂我，说我把自己的爸爸送进去了，不是人，要我出谅解书。”梁雪说，“我没有出。”
对于梁雪而言，父亲入狱，“噩梦般的日子结束了”。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母亲很快再嫁，宣告那个“形同虚设”的家庭彻底瓦解，她不知道自己能去哪儿。
那一年，梁雪17岁。
陈可琪在庇护所
噩梦结束后能去哪儿？
父亲入狱后，梁雪去了一栋写字楼的奶茶店打工。那时，她每天看着穿高跟鞋上班的“白领姐姐”，幻想着：如果能正常上学，或许也能考个本科，再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在大学校园手牵着手——如果真能这样的话，“我现在也像那些白领姐姐一样闪闪发光地上班呢”。
但是没有如果。
在奶茶店打工一年后，梁雪有了一万余元的积蓄。她辞职，决定去外面走一走。“不能像妈妈那样忍气吞声，总是委屈自己，人就只能活一次。”
没想到的是，在开往“外面世界”的火车上，她所有的钱被一个“淘宝刷单”的骗局骗光。梁雪在微信上找人借路费回乡，没有人借，连闺蜜也没有。最后一个从没说过话、算是半个老乡的男孩给她转了钱——他们是在视频交友平台上认识的。
梁雪决定去找这个男孩。“我妈再婚后又生下一个小孩，我不知道我能去哪儿？我就想，那就去他那里吧。”
半年后，18岁的梁雪怀孕。未到领证年龄，只是摆了酒席，算是跟男孩结了婚。“那个时候，遇到一点点温暖都会狠命抓住。”梁雪说。
孩子3岁时，梁雪的父亲出狱，因为担心父亲找到自己，以及对眼前生活的“失望”，梁雪决定留下孩子，自己出去逃。
可她并不知道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和梁雪一样，今年15岁的陈可琪也在“逃跑”的路上，不同的是，她得到了社会力量的帮助，暂时落脚在北京郊外的一个专门救助受虐儿童的庇护所中。
陈可琪的父亲在她8岁时去世，母亲有智力障碍。11岁时，陈可琪被村里的老光棍拉到秸秆地里面强奸。事发后奶奶告诉她不要声张，说出去丢脸，日后难嫁人。在保护缺失的状态下，老光棍的恶行持续了三年。
陈可琪所在县的团委负责人向阳之介绍，2016年县财政局领导下乡扶贫时，发现她连温饱都不能保证，家里也无人能做到有效监护，于是联系安排到县里的特殊教育学校。
之后，老师告诉向阳之，陈可琪在校内会欺负一个自闭症小女孩，出现过拿缝衣针扎对方的攻击行为。
向阳之觉得这是被严重伤害后产生的心理问题，她还担心特教学校放寒暑假期间，陈可琪无处可去，回村里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与民政部门商量后，决定送陈可琪到“儿童希望”北京庇护所。
庇护所由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童希望”）创办，属于其下的真爱受虐儿童救助项目（以下简称“真爱项目”），于2018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面积约260平米，根据设计，最多容纳8-10个孩子，专门用作未成年受害人的临时“庇护小家”。
住在庇护所里的，还有13岁的女孩田真真，今年3月来自西南某地。判决书显示，田真真被继父猥亵长达五年。继父入狱后，母亲带着她东奔西走，去年身患重病，已无力再抚养。“真爱项目”负责人李梓琨经实地调研，由田真真母亲签署知情同意书后将她带至北京。
在“真爱项目”接触30余例受虐儿童个案后，李梓琨发现一个残酷事实——大量受虐儿童无处可去。在她看来，这些“无处可去”的受虐儿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父母没有能力保护，例如一方或者双方是智障或残疾，受到侵害的儿童，在日后也难以保证不再受到侵害。曾有一个被村支书性侵的12岁女孩，父亲是严重智障，母亲是高位截瘫。
第二类是家长监护无力，如长期在外打工，不能直接照顾孩子，在孩子遭到性侵后，不能给予有效监护。李梓琨接触过的案例中，曾有孩子选择离家出走，并再次怀孕，成为十三四岁的“小妈妈”。
第三类是家内性侵，如生父、继父性侵孩子。这种情况下，一些母亲会选择不相信或者知道并默认，受到侵害的孩子也因此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去求助。
“在本身家庭已经无力监护或者无人监护的情况下，孩子尚且年幼，又受到严重的心理创伤和身体伤害。”李梓琨说，“这样情况，机构仅仅一年去当地几次给予帮扶远远不够。”
由于人力和经费的限制，目前，陈可琪和田真真是这个庇护所仅能顾及的两个孩子。
“儿童希望”北京庇护所内景
儿童保护的“最底线”
2015年父亲被捕后，法律援助律师把梁雪介绍到广州市天河区天祥关爱中心。中心负责人何晓园回忆，第一次见到梁雪，她表现出一种“刻意的活泼”，跟大家微笑着打招呼、说话，但却让人感到不适，“像是刻意营造出的一种积极状态”。依照经验，何晓园认为这类会“伪装”的孩子很可能存在极大的心理创伤，她提出帮梁雪找心理咨询师，但被梁雪以“我觉得自己很好”为由拒绝。
在何晓园的统计中，天祥关爱中心帮扶的未成年直接受害案件95%是性侵。事后，受害人面临最大的问题是难以恢复心理的创伤、学业不保，以及后续的就业困难。
梁雪常把“人性薄凉”挂在嘴边，时常会想起自己连续一个月半夜被父亲的鞭子抽醒、大哭的情景，“我哭了一个月，没有人帮我。”她说。
田真真同样经历着创伤后的“心理余震”——每当讲到家暴、男女关系，或者看到相关的影视剧时，她会感到头疼，甚至拿头撞墙。“她也不觉疼”，庇护所的生活老师马银霞说。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苑文文认为，对于未成年人被性侵，《刑事诉讼法》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只支持误工费、医疗费、交通费等物质损失的赔偿。但对未成年人来说，物质上的损失基本较少，心理创伤更大，后续心理辅导是一笔很大开支。
在马银霞看来，在庇护所当生活老师，要时时刻刻提着心，无论琐碎的生活中，还是看电影和书籍时，都要引导孩子们往积极的方向思考。未能得到及时有效干预的心理创伤，会长期伴随这孩子。
李梓琨说，此前救助过的一个被性侵两度怀孕的女孩，会用社交软件加异性，聊些露骨、挑逗性的话题，和异性刚认识没多久就可以发生关系。这个女孩后来告诉她，只有和别人发生关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被爱的。
中国儿童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儿童福利与保护服务分会会长尚晓援认为，“底线的儿童保护”目前还没有在全国建立，儿童保护的主管机构“儿童福利司”在民政部刚刚建立，人力资源、经费资源的配置需要长时间的完善，另外儿童保护的专业人员，目前在国内也十分缺乏。
《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三次修订
梁雪一直把自己18岁那年生下的孩子视作“给自己的希望”。“我觉得孤独，没有朋友，所经历的事不便与外人道，别人也不能理解。”梁雪说。
在东部某沿海城市的租住公寓里，梁雪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看到了可以“做点什么”的希望，她甚至想，也许可以通过作主播赚钱买一个自己的房子。
每天的直播从晚上7点到夜里12点。梁雪的工作就是在直播平台的“房间”里打字——陪“房间”里的玩家聊天，回答着“你今天吃什么？”“最近在哪里玩？”这样的问题。她小心处理着一些暧昧的提问，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打赏”。有“金主”出现时，她会马上回复：“谢谢哥啊。”
梁雪不擅长打字，要低着头在键盘上寻找着一个个字母。主播的工作每月能带来近3000元的打赏分成收入。睡到中午，点个外卖，玩玩手机，开始化妆，等着下一场直播开始，是梁雪现在的日常。
“你爸爸还是那个样子，我看他一点没变，你就自己去外面逃吧，不要回来了。”今年中秋节父亲出狱后，梁雪接到叔叔的电话。
“能逃到哪里去呢？”梁雪说，“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来这里就来了吧。”
庇护所的生活老师马银霞回忆，陈可琪初来庇护所，吃饭没吃饱，也不会吭声再要一碗，不说话，怕见人。“刚来的时候叠被子、穿衣服、洗脸、刷牙都要重新一遍遍地教，之前在村里，内裤都没得穿，饭都吃不饱，哪里会管这些。”
等到陈可琪生活可以自理，睡觉不用陪睡时，“儿童希望”帮她找了一家民办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习糕点烘培。在学校，陈可琪不止一次偷他人东西，自己根本不会用的隐形眼镜也要偷。学校多次教育谈话，助教老师一对一带着，仍未果。大家商量出一个法子，被偷东西的同学、陈可琪、马姐、社工、校长大家一起共坐圆桌，让女孩讲东西被偷了是什么感受，并问陈可琪，如果你东西被偷了你会开心吗？陈可琪低下了头，此后偷窃行为开始减少。
在庇护所生活一年半后，马银霞惊喜的发现陈可琪会感恩了，“开车送她上学，下车会说谢谢，会站在校门口看着车开走再进去。之前是下车头也不回的走人。”平日生活中，陈可琪也会帮忙做饭、洗碗、洗衣服。她说，以后想去饭店端盘子赚钱。
目前，在技校文化课教育上，15岁的陈可琪正在上小学三年级班，13岁的田真真上五年级。
同样在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技能的田真真，正在学习制作假牙，她喜欢这个专业，手指因为重复练习，磨出了茧子。
前不久，庇护所开家庭会议告知陈可琪和田真真近期会有新的学妹来到这里，并且要和田真真睡一个房间。起初，田真真并不愿意。后来经过引导，虽然嘴上还是不愿意，但她已经开始收拾柜子了，为学妹腾空间了。
现在，21岁的梁雪报了成人自考班，想要读大学，多学点东西。“为了孩子我要活下去，活得更好。”她还打算回到孩子身边，不能一直在外漂着。
今年10月31日，《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社会意见。这是该法自1991年颁布以来的第三次修订，新增了“网络保护”“政府保护”两章。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少年司法与法治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宋英辉表示，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保护”第八十五条指出，对于符合法定情形的未成年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代表国家进行监护。各级民政部门承担临时或者长期监护职责，教育、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应当根据各自职责予以配合。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梁雪、陈可琪、田真真、向阳之、马银霞为化名）
文/周缦卿
编辑/计巍 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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