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一首《蜀道难》，以至于让后世认为，蜀道自古艰险、遥不可及。
10月22日，在四川举行的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与文物发掘、历史研究打交道的国内外专家们，并不这么认为，在古蜀文明专场，专家们就金沙良渚玉琮的来源纷纷发表各自意见，而在丝绸之路专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贸易品“玻璃珠”也引发了大家对传播线路的讨论。
↑良渚玉琮
这些文物在近几年成都平原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出现，在融入中原的大一统时代、在对外贸易的丝绸之路上，成都平原的先民打破险阻，从来没有错过这些历史大事。揭开地表的泥土，从丰富的遗存中，不难窥探蜀人的行踪，打开巴蜀先民的“朋友圈”。
穿越千年跨越千里
良渚玉琮为何到了古蜀国？
在第二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古蜀文明专场中，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的教授朱诚对出现在金沙遗址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十节青玉琮啧啧称奇，到了讨论小结，他仍然念念不忘，希望有专家能够给点意见。“在跨越了1000多年的时间后，这块玉琮出现在了3000多年前的古蜀王手里，没有火车、没有飞机，这些古人是怎么做到的？” 朱诚对这块玉琮的出现充满好奇。
在隔壁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场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方向明研究员正在就“玉器时代观念与艺术浪潮”发表自己观点，对于金沙遗址博物馆中的良渚玉琮，他告诉记者：
根据玉琮背后的刻纹风格，应该和上海福泉山古文化遗址的玉琮更接近，但玉琮是从长江下游到长江上游，还是绕了中国一大圈去了四川，具体路线还不清楚。“但古人的活动能力肯定超出人们想象，距离、时间，都不是阻碍交流的问题”。
在博物馆中，这块玉琮上端长6.94，下端长6.3，全器分为十节，每节雕刻有简化人面纹，由阴刻细密平行线纹的长方形横棱表示羽冠，用管钻琢出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分别表示眼睛和眼珠。至于到达成都的原因，专家也意见多元，有认为是战争或者人口迁徙，也有人认为是通过婚姻等方式到了蜀王的手里。
古蜀王的“天下第一床”
纹饰能在胶东半岛找到同款
历时17年，在成都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一架蜀王的大床修复完成，对于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助理馆员杨弢来说，没有图纸、没有经验，要把这样一个长2.55米、宽1.3米、高约1.8米的庞然大物修复完成，还是有些难以想象。在研究古蜀王宝床的纹饰时，杨弢却发现了漆皮上的回龙纹。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漆床（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
在山东枣庄徐楼村出土青铜器上，有着和这些漆床上造型一样的回龙纹，这些青铜器和当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东周时的徐国有关，而且这些龙纹和中原地区的纹饰也不尽相同。
这个年代为战国早期的漆床，应该是古蜀王侯的随葬品，规模甚至大过了楚地的一些漆床。2500年前，蜀人在木漆器的制作上，和两千多公里的徐国人保持着同样的审美，蜀地作为南亚文明和中原文明的中转站，也不无道理。
战国墓葬出土的玻璃珠
创意来自地中海沿岸
近两年，在蒲江飞虎村船棺墓和青白江双元村墓地都出现了一种“蜻蜓眼”玻璃珠，其中，飞虎村船棺墓时间为战国晚期到秦，这种叫做“蜻蜓眼”的彩色玻璃球显得造型奇特。
10月23日，在考古大会丝绸之路专委会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家瑶认为，玻璃珠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品之一，考古发掘中出土的玻璃珠包含了丰富信息，通过破译它们可以解决其生产年代和产地、制作方法和用途、传播路线等问题。
成都平原位于南丝绸之路的要塞，又有盐业和铁矿资源，大量船棺带着考古密码接踵而至，“蜻蜓眼”的出现是否意味着古蜀已经和西亚地区、甚至地中海沿岸有了贸易往来？
↑蜻蜓眼
“蜻蜓眼”这种流行于公元前1500年西亚、埃及、地中海等区域，世界上发现的最古老的“蜻蜓眼”就保存在开罗博物馆，据考古专家介绍：
这些装饰品通过欧亚草原向东，由游牧民族迁徙或商贸等方式传入中国。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科技考古中心副主任杨颖东在对“蜻蜓眼”成分进行分析时发现，成都发现的“蜻蜓眼”并非完全都是西方的钠钙玻璃系统，其实我国古代先民也一直在利用当地资源技术等条件学习和模仿，并进行自己的创造、制作。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蜻蜓眼”等玻璃制品的最初创意仍然来自于遥远的西亚、埃及或地中海一带，不难发现， 2000年之前古代先民已经开始有了对外交流的意识。
古蜀贵族墓的随葬品
有楚国制造青铜器
在巴蜀文明专场，专家表示三星堆和金沙时期，整个社会由神权政体统治，发掘出土器具主要为祭祀用品。不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情况发生变化了，在青白江双元村墓地，出土青铜器变为以兵器为主，军权开始取代神权。
一处战国早、中期的墓葬中，腰坑中随葬了6件青铜器，包含青铜缶、鼎、匜、盆以及鬲、甑组合而成的青铜甗。
↑楚青铜器
据介绍，这些青铜器，从器形上来看，有秦文化因素、有楚文化因素、甚至还有草原文化因素。众多青铜器中，还有直接有楚国“进口”青铜器，能够使用这些高规格物品，也说明了墓主人身份尊贵，至少是古蜀国的贵族阶层。
考古专家说，这些青铜器很有可能是通过与楚国发生战争，掠夺过来的器具，也有可能是通过贸易交换而来，无论如何这些青铜器为推动巴蜀青铜器甚至蜀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老官山汉墓的医简
齐鲁扁鹊派完成文化交流
2013年，成都老官山西汉木椁墓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在这处重大考古发掘现场，编号M3的古墓出土竹简951支，轰动一时，从竹简内容来看，可确定为汉代医简。
其内容涉及内科、外科、妇科、皮肤科、五官科、伤科等，甚至还有重点医治马匹的兽医书。据考古专家介绍，医简中的《敝昔医论》《五色脉诊》等医书，还可能就是扁鹊学派的经典。
↑成都博物馆展出的老官山汉墓出土的医简
通过《史记》中的一些记载，扁鹊行医是在全国各地移动，不限于一地，后来在秦国被太医刺杀。但是，扁鹊死后弟子继续行医，往后的几代弟子也可能从秦国到了蜀国，最后在成都定居。
有考古专家分析称，汉简的字体，属于西汉初至武帝早期带有浓郁古文或篆书笔意的古隶，而在医简中，存在较多的齐语特征，而齐语大体为今山东省先秦两汉时期人们使用的交际用语。
不仅如此，墓中还出土了两件朱书“弓”字的漆器也让考古专家豁然开朗，据介绍，“弓”应为墓主姓氏，起源于鲁国。研究人员甚至推断，这批医书完成于齐地，最后由这些人带到了成都平原。
成都平原的西域人铜像
“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胡商形象
汉代成都蜀锦织造发达，在丝绸之路上，尼雅遗址就出土了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蜀锦。今年1月，在天府新区正兴的崖墓中，就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青铜跪坐人像，这些高鼻梁、大眼睛的出土文物，显然和其他文物风格迥异。
↑在2018年01月18日成都天府新区正兴镇，在发掘200多座汉代崖墓中出土的大眼高鼻梁西域人铜像 。
据考古现场考古队员潘绍池介绍：
这尊铜像具有典型的西域特征，从面部特征就可以看出和本地人相区别。从外形上看，铜像高12.3厘米，高鼻梁大眼睛，头顶发型也是一种螺发。
根据以前的考古资料，在成都平原周边也曾出土过类似“深目而高鼻、戴胡帽着翻领胡服”的胡人形象。古人将一些生活化的场景制作成随葬品放到墓中，而这些胡人的形象应该在墓主人生前生活场景中出现过，所以才会被带到墓穴之中，在一些博物馆中也能够看到东汉画像砖上有胡人乘轺车、胡人骑吏等形象。
↑在2018年01月18日成都天府新区正兴镇，在发掘200多座汉代崖墓中出土的大眼高鼻梁西域人铜像
在西汉时期，汉武帝遣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大批胡人就开始通过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而在四川地区，胡人入蜀也带着一些商贸目的。到了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期间，“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这些资料都表明，巴蜀地区与外界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因此，东汉晚期的墓葬中出现异域文化的铜像，并不难解释。在东汉到两晋之间的一段时间里，通过丝绸之路，巴蜀当地人们与西域文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突破蜀道险阻
古代巴蜀对内对外保持交流
正如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本次考古大会中指出，古蜀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化始终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不论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尊、罍，还是金沙遗址出土石人、石虎，再或是罗家坝墓地随葬的晋地、楚地风格青铜礼器，巴蜀大地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为我们提供了“古代文化交流”的最佳例证。
有考古专家认为，巴蜀文化具有本身的特色，同时又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构成了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脉络。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廖静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实习编辑 陈怡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