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抗战时期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张介士之子张智言联系到红星新闻记者，贡献出两份日军轰炸四川的军方内部资料，希望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
经与四川省图书馆馆藏资料对比，最终确认这两份资料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无误。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团中方律师对日诉讼中方律师徐斌提到，这些资料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
↑72岁的张智言老人，在四川省图书馆里查找新的证据。
对于大轰炸对日诉讼，日方友好人士也作出了诸多努力，日本精神鉴定科医师野田正彰就是其中之一。野田正彰曾先后多次赴华为大轰炸对日诉讼收集证据。3月27日，野田正彰携日本7位教师再次来蓉，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让日本友好人士与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交流。
↑野田正彰（右一）携7位日本教师来成都与大轰炸受害者交流（彭祥萍摄）
大轰炸概况：
持续六余年无差别轰炸
成都大轰炸对日诉讼长达十余年
1938年至1944年，日军为达成战争目标，集中其陆、海军所属航空兵力，对重庆及周边地区、四川成都市区、乐山、自贡、松潘等地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成都的大轰炸受害者自2008年7月开始对日起诉，2015年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告所主张的被害之事实，确认了无差别大轰炸违反国际法之规定。
但对于原告个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未予以支持。2017年二审判决维持一审结果。日方法庭将召开三审（即再审监督程序），具体时间未定，大轰炸索赔团正在收集新的证据，以期为三审争取有利结果。
抗战军方后代：
先父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内部资料
希望能为大轰炸对日诉讼提供新证据
“先父张介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中校，他曾保存有日军轰炸四川的第一手资料。”1月29日，72岁的张智言双手颤抖着从文件袋中拿出7页繁体竖排的资料复印件，交到红星新闻记者手中。
“我这次主要提供了两份资料，一份是时任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司令邓锡侯总结的《五年来四川之防空》，另一份是《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两份资料都是先父保留的第一手资料，原件惜因种种原因未能保存至今。”
↑72岁的张智言老人，在四川省图书馆里查找新的证据。
张智言回忆，他小时曾在家中阅读过很多类似的资料，后来被焚毁殆尽，他因需外出工作，将留存下来的部分资料交给朋友保存。2000年左右，张智言从甘肃兰新无线电厂退休后回成都，才从朋友手中接过这些资料，“当时是用油纸包着，朋友跟我讲曾埋在地下，可能没完好保存。”
确如张智言朋友所言，大部分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张智言从朋友手中接到的，仅有一指节厚的资料，他立即去一家复印店将能复印的资料都复印了下来。“可惜因历史悠久，当时仅剩的这些原件也没能保存至今。”
“《五年来四川之防空》中详细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袭川的架次、投弹数量、伤亡人数等，以及四川省军政各界的防空对策和运作，目前保存有4页；《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则记载了姚开泰、万保忠等一大批烈士在大轰炸中因积极救护、疏散群众、保护器材而牺牲的史实，目前仅保存1页。”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张智言还带有一份《四川全省防空司令部职员录》，这份1939年的职员录也是繁体竖排，其中显示，其父张介士时年30岁，任中校。
↑72岁的张智言老人，在四川省图书馆里查找新的证据。
红星新闻记者看到，《五年来四川之防空》作者署名邓锡侯，其第二部分记载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敌机袭川损失统计”：
“二十七年至三十年敌机袭川凡五百四十一次，计七千二百四十二架投弹二万六千零七十四枚被灾县市四十有七民众伤亡三万五千四百一十一人房屋损失八万三千八百零八栋，平均一弹伤人口1.34人房屋3.41栋……”；
并从军防建设、情报建设、民防建设等方面对当时的防空工作做了总结。
残存的一页《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中，则以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大轰炸中牺牲烈士的情况：
“姚开泰烈士 年二十六岁，成都人，学制鞋，消防队队员，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奉命守护器材，于皇城内殉职；万宝宗烈士 廿八年‘六一一’之难，烈士为防护团团员，在春熙路南口殉职，年仅十七岁，成都人……”
这些烈士中，有消防队队员、防护团团员、泥工、通讯员等各行各业的人士，简洁克制的文字记载着这些烈士面临日军无差别轰炸时，仍无畏地做着疏散民众、保护器材等工作。
↑资料
“我多次参观人民公园内的《成都大轰炸雕塑》，其中有一个《遇难同胞名单》，左边的石碑上刻录着42名遇难同胞的姓名、性别和年龄,其中有的还是年仅1岁的婴儿。”张智言告诉记者，因未能保存资料原件，他多次到人民公园对比雕塑记录，并到图书馆、档案馆等处寻找能与这些资料相佐证的文章。“只希望能为大轰炸对日诉讼三审提供新的证据”。
↑人民公园，成都大轰炸遇难同胞纪念雕像
律师：
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
或在三审中起到很大作用
1月31日，四川省图书馆刚开馆不久，五楼保存本阅览室里，张智言就在翻找抗战时期的《防空月刊》，试图在其中找到能和其父遗留资料相佐证的文章。
翻找十几本后，张智言终于在1941年至1942年的《防空月刊》中找到20余页资料，“先父所留资料原件未能保存至今，这些资料内容和先父所留资料可以相互佐证，确系当时军方内部文件，记录下了日军对四川地区无差别轰炸的具体情况。”他随即复印下来拍照发给重庆大轰炸对日诉讼日方律师和中方律师。
2月1日下午，在重庆大轰炸对日民间诉讼团日方律师一濑敬一郎家里，一位志愿者将张智言提供的资料翻译给一濑律师后，一濑律师当即与中方律师徐斌电话联系：“相比乐山等地，成都对大轰炸历史资料的整理工作稍有不足，希望徐律师可以与张智言当面沟通，对其提供的资料做一鉴定。并借此契机，号召相关人士对成都地区的历史资料做些梳理工作。”
↑一濑敬一郎律师
接到一濑敬一郎的电话当天，在外地的徐斌即根据相关资料照片做了一份初步的判断报告：
“这是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经诉讼团历史、军事专家鉴定后，或将寄给日方律师，作为对日诉讼三审的新证据提交日本最高法庭”。
由于在外地，徐斌当日通过文件照片做了一份初步的判断报告，指出：
“《五年来四川之防空》中提到敌机袭川的架次、投弹数量等信息，与日本军部的作战战报相符合。其中记录的伤亡人数等是确定受害者人数的一个可采信的受损证据；《流芳录---四川空袭殉难烈士传略》所记载的烈士，未列入对日民间诉讼团的原告提起起诉是个遗憾，这些烈士亦是大轰炸受难者。”
徐斌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目前正在进行三审的资料和证据收集，而张智言提供的这些资料，是他们首次接到中国军方防空战况记录的证据，或在三审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审是复查一审二审是否有判决错误，主要是书面形式审理，相关资料的完善会起到很大作用。经诉讼团历史、军事专家鉴定后，这些资料将寄给日方律师。”
↑成都大轰炸对日民间索赔团的成都代表律师徐斌
日本友好人士：
多次赴华收集大轰炸证据
“2017年，东京裁判所已经宣布，成都大轰炸一案的所有诉讼费用都由其承担。”野田正彰的话，经由翻译传达给对面13位成都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现场立即响起了掌声。
这天是3月27日，成都探索西部青年旅社一间小小的茶室内，满满当当挤了25人，除了野田正彰，现场还有7位日本教师，他们同为与成都大轰炸受害者交流而来。
大轰炸是一部沾染着血泪的历史，81岁的达朋芳是成都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她在现场回忆了彼时如人间炼狱的情景。
1941年7月27日，日军派108架飞机轰炸成都，一颗炮弹直直落进达朋芳及其表姐苏良秀家中院子里，造成5死4伤。达朋芳的左手在大轰炸中落下终身残疾，苏良秀在大轰炸中受伤的双腿后来甚至因医疗条件过差，长出十余条生蛆，亦落下终身残疾。
在此后长达78年的岁月中，达朋芳与苏良秀一直都活在梦魇之中。直到现在，她们还时时梦到昔日惨烈的情景，并不停叫喊：敌机来了，快点跑！“一生都在‘跑警报’！”提及此处，达朋芳眼中涌出了泪花。
↑大轰炸受害者达朋芳在现场讲述（彭祥萍摄）
事实上，这不是野田正彰第一次来中国了。就在去年7月，野田正彰先后对成都、乐山大轰炸受害者及其后代进行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鉴定，这些鉴定资料已作为大轰炸三审的补充材料移交给东京法院。
在此之前，野田正彰还曾前往重庆，走访重庆大轰炸受害者后，编成《重庆大轰炸》一书作为呈堂证供交给了东京最高法院。
野田正彰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恶感到羞愧，“日本的加害者只有站在中国被害者的地位，才能体会被害者的痛苦和悲哀，从心里反省和认罪，求得被害者的宽宥；加害国战后时代只有正视父辈的侵华罪行，主动同被害国战后世代沟通和对话，才能达到真正的民族和解。”
野田正彰认为不论中国年轻人还是日本年轻人，都有了解长辈曾经遭受的苦难的义务。回国后，这7位日本教师将把大轰炸史实讲给学生听，以后或将把学生带来中国交流学习。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记者 庄灵辉
摄影记者 陶轲
编辑 陈怡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