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冬的上海，银杏正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的古北国际社区，树荫伴着黄叶的街巷上，有游人在倚着树拍照。
古北社区里黄叶飘落，有游人拍照
社区里还有游客到访，主要是因为这里太有名了。黄金城道尽头的三岔路口，一座欧式的三层小楼前面停满了大巴车。那些都是全国各地各领域前来参观考察的队伍，而这座欧式的小楼，就是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
古北市民中心门前停着大巴车
超大城市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型、最复杂的聚落集群，带来许多新的治理变量，也抛出了许多新的治理难题。
发达城市都面临过或是正在面临这些难题，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了解决之道。道路各有不同，但无疑都绕不开一个同样的方向，从城市最末端着手，探索更精细化的社区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国内许多城市步入超大城市阵营。如何确保一座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安全、有序，又不失温度地运转，成功的样本无疑能够给人以启迪。
拥有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面积的上海，居住着2400多万人口。它甚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但它秩序与活力并存，逐步走出了一条符合超大城市运行规律的社会治理路径。要破解这一路径，钥匙应该就在最基层最末节的社区之中。
古北市民中心，正是其中的典范。
少有社区中的市民中心会成为网红打卡地，古北市民中心却打破了这个常规。原因，正是这里藏着解锁上海社区治理样本经验的密码。样本不是用来无条件复制的，但解锁后，却能为更多城市带来参考与启发。
化被动为主动 “治理者是每个居民”
12月12日的下午，接二连三的考察团走进古北市民中心的这栋小楼，取经这里的社区治理经验。红星新闻记者也在此时来到古北市民中心，这里并非单纯的社区办事点，而是一个集为民服务、文化交流和社区共治等服务功能为一体的市民之家。
说是市民之家，是因为这里的每一处功能点位，都连接着居民的日常。一楼有虹桥海外人才荟境外人员服务站、移民融入服务站、国学教室；二楼开设了昆曲澎派艺术研习中心、“融情客厅”；三楼设有老年助餐点、书画教室、市民议事厅以及彩虹之桥志愿者服务中心……
不同于大多数社区服务中心以“服务”为核心功能的定位，这里一方面服务多元全面，另一方面，更显现出居民“共治”的内核。
社区老人在古北市民中心休闲看书
“共治，不能只是说说而已”，古北市民中心一名工作人员说，要让居民化被动为主动参与社区的共治，“而这一点，从古北市民中心的几处功能点位的设置上就能看出，在这里，治理者是每一位居民”。
就拿古北市民议事厅来说，这是一个中外居民民主自治和协商共治平台。
作为国际社区，古北居民人数超过3万，且居住着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居民。若以“管理”的视角来看，一定是问题多、不好管。
但议事厅不是“管理”逻辑而是“治理”逻辑，是自治、共治。由61名中外议事员组成的议事厅，包含了9名核心议事员、分区块设立了10名区块议事员，并进一步依照小区的不同设立42名小区议事员。他们中有热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有调解中外邻居之间摩擦的“老娘舅”，也有热心发现小区问题的“洋啄木鸟”。
记者来到位于古北市民中心的3楼的古北议事厅，墙壁上挂着议事规则、议事流程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议事员们会代表区内的中外居民，就小区问题进行议事、讨论。“比如，有荷兰籍居民提议在一楼辟出了一块空间专供社区居民举办个人展览”，再比如，议事员们依照国际社会通行准则，一起制定了“文明养宠公约”。
古北市民议事厅里挂着议事员照片和议事流程
此外，古北市民中心的一楼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基层立法联系点所在地。这也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唯一设立在社区里的基层立法联系点。来自居民区基层的意见建议，从这里直通上海市人大、全国人大。
基层治，则天下安。在科层制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如何调动各个城市治理主体的积极性，把管理和服务力量放到基层，这是城市治理的一大难题。许多城市洞悉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一字之变的要义，但未必掌握到了让居民化被动为主动去参与“共治”的有效方法。
“成功的社区治理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上海《理财周刊》副总编辑黄罗维说，在这一方面，构筑由多方参与的公共对话平台很重要。而这也正是古北实践中最闪光之一的探索。
“真正的国际化，或许正是国际感的‘无形化’”
超大城市必然会迎来国际化走向深入的阶段。那就不再是仅限于游客、商贾、投资客视角的国际化，而是深入到了社区、居民的日常视角的国际化。因而国际社区的治理，成为城市治理中面临的更大挑战。
事实上，“窗口城市”上海，更早的遇到了这个命题。基于更长久的探索，上海给出的答案也更加值得推敲。
古北社区有名的黄金城道
在古北市民中心的一楼，“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作为标语显眼地挂在一面墙上。墙壁上，这句标语被译成超过10种语言与汉语文字依次排列。
古北社区是较早迎来国际居民的。上世纪90年代，这里是全国第一个国际社区。也是在90年代，这里挂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涉外居委会——荣华居委会，并同年成立荣华居民区党支部。
彼时，不仅各小区公共区域到处粘贴着多语指示牌，居委会的干部们还会“加课”学习英语、涉外礼仪、国旗和各国文化等知识。到居民家中上门走访，也实行“国际接轨”的预约制，并带着年轻大学生作为翻译。
20多年后的如今，在这个居民比例有51%为境外人员的社区中，能够看到的国际社区治理方式不仅仅体现为便利和服务，这里还让外籍居民参与了治理和共建。国际化不再刻意，化为无形，根植于细节之处。
走进古北市民中心的一层，能看到虹桥海外人才荟、境外人员服务站、移民融入服务站、国学教室等等功能点和服务站，这里能让外籍居民不出社区一站式完成常需的外事服务。
而走进3楼的古北议事厅，能看到墙上公示的议事员当中，不乏来自日本、菲律宾、西班牙等不同国家的外籍议事员。
菲律宾籍华人王煊熔就是出现在公示名单当中的核心议事员。作为这里的元老议事员，她参与议事厅多年，开会的时候会提出一些主题诸如垃圾分类、回收，或是收集一些居民生活中的困难来讨论解决。
“议事员中有几名外籍成员还是社区明星志愿服务团队‘洋啄木鸟’的核心成员”，虹桥街道社区党建办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洋啄木鸟”的志愿服务主要是开展社区寻访，寻找和发现社区问题提供议事厅讨论，以及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督导。
古北市民中心里的志愿服务中心挂着运作机制流程图
“外籍居民参加志愿者服务，这也是他们参与社区共治的一个重要渠道”，该负责人说。虹桥街道有117支志愿服务团队，其中就有不少外国志愿者团队或中外参与的志愿者团队。比如日本人占比较多的“互人多”，他们是一个慈善义卖的志愿服务团队。原本只是在古北社区黄金城道自发义卖手工制品，以对接帮助困难者，但很快被志愿服务中心发掘吸纳，注册后逐渐发展成为了辖区内外赫赫有名的明星志愿队。
“无论中外居民，其实大家都是很有意愿参与自治、共治的，需要的是平台和引导”，该负责人说，虹桥街道注册志愿者数量达到1.9万，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志愿者，从小学生到老年人。这自然是基于已经形成的共治共享的共识，同时也离不开平台的搭建，比如从志愿者注册认证平台、服务时长积分激励，再比如社区志愿服务中心对志愿团队的服务供需对接、资源整合等等。这些平台，让任何人的参与，都变得顺理成章和自然而然。
而外籍居民的归属感，很大程度就来自主动参与感，参与共治共建，然后享受家园。
“可能有人认为双语标识是国际化，服务便利是国际化”，在古北市民中心一楼，一名工作人员对着前来参观的团队讲解着：在古北，国际化是潜移默化。
就是没有刻意和隔阂，一切顺理成章的交织融合。
古北市民中心的双语功能指示
其实，在中国城市的发展纷纷驶入快车道、世界距离不断缩短的当下，包括成都在内的许多城市都更迅速地步入了更深、更广的国际化。尤其面临居民、社区的国际化，必然需要匹配更大程度的治理能力的提升。而这种提升来不及像上海、古北一样，走数十年的循序探索之路。因而已有的这份古北经验，就更显得弥足珍贵。
记者手记：
社区治理 成都向上海学什么？
今年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了位于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社区内的市民中心，了解社区治理与服务情况。
11月13日，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也率队在上海学习考察，并前往了古北市民中心，深入了解社区发展治理经验做法。
作为一座国际化的超大城市，上海的治理能力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而古北则是其社区治理水平和实践的一个缩影。
古北市民中心里的规划沙盘
成都和上海一样，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实际管理人口已超2100万。当超大城市治理的大命题摆在面前，成都究竟要向上海学什么，这也是我们此行希望找到的答案。
古北社区里黄叶飘落
事实上，成都的社区治理路径探索和理念在国内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独树一帜的。成都在全国率先成立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在城市战略中提出社区发展治理的议题，并把社区工作提高到城市党委层面来统筹。
成都也在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并把“从群众中来、让群众认同”贯穿城市治理全过程。
例如，成都创新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化渠道，推动市场主体、社会团体、全体市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建设共同体，在全国首创社区志愿服务日，引导1.2万家社会组织、220万志愿者有序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形成了党委统一领导、基层组织引领、社会各方协同、群众广泛参与、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新型治理格局。
当前，成都的社区发展治理已经进入理论创新和发展实践的“无人区”“深水区”，可学习的他山之石已经不多。但作为超大城市，在治理经验上，成都仍有应向上海借鉴的地方。无论是对群众参与共建共治的机制与平台的构建，亦或对日益增多的国际社区的治理路径的探索，古北无疑都是先进的，是真正带给居民以参与感、获得感的。而这其中的“自治”逻辑，其实许多城市是有着共识的，但却未必拥有古北这么成熟的实践。这之中，我们能够借鉴的不是样本的实践方法，而是对治理手段的创新意识，以及对细微之处的由衷关怀。
城市服务管理必须在细微处见功夫、见质量、见情怀，这远比多盖几栋楼来得重要。
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邹悦 上海摄影报道
编辑 刘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