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二连三的悲剧发生，让我们不禁质问：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究竟应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如何制约个别导师的权力滥用？如何让导师与学生关系走向良性发展？
2019年12月26日，凌晨3时许，南京邮电大学仙林校区教学5号楼6层实验室发生火灾，清晨，校方在火场发现了材料学院2017级硕士研究生谭大伟的遗体。
事后有知情人向媒体透露，谭大伟生前导师张宏梅有对谭大伟涉嫌人格侮辱的言行，张宏梅不仅对学生们态度不好，甚至有拿透明胶带逼大家封嘴巴的行为，还让学生们给她自己的公司干私活等，导致双方关系紧张。
2020年1月5日，南京邮电大学通报处理意见，对调查过程中反映出的该同学导师的相关问题，学校已依据相关规定，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后续调查处理正在进行中。
图片来源：南京邮电大学官方微博
从媒体采访到的知情人说法，到学校给予的处理意见，我们不难想象，张宏梅与包括谭大伟在内的学生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状态。
而类似的案例并非一起。据报道，2018年3月，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陶崇园不堪导师王攀的压迫与控制，以跳楼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同年12月，疑因常年被导师压榨与威胁，同济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陆经纬跳楼自杀……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我们不禁质问：导师与学生的关系究竟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如何制约个别导师的权力滥用？如何让导师与学生关系走向良性发展？
在这些出事的案例中，导师与学生的关系更类似于支配式关系。从显性层面而言，导师支配着学生的成绩、论文以及毕业，也对其后续进修或就业产生直接影响；从隐形层面而言，导师也支配着学生的教育观、价值观。很难设想，一个随时被导师辱骂、长时间忙着为老师当廉价劳动力的学生，会对教育、未来的职业乃至人生报以怎样乐观的态度？更可怕的是，如果有学生潜移默化受此“熏陶”，日积月累形成灰色认知，那么，所谓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不就会成为他们的标签，从而影响其一生？
导师制是一种教育制度，与学分制、班建制同为三大教育模式。导师制由来已久，早在十九世纪，牛津大学就实行导师制，其最大特点是师生关系密切。导师不仅要指导学生的学习，还要指导学生的生活。这也意味着，导师不仅要辅导学生完成学业，更要帮助其建立健康向上的人格、对于自我发展与社会现象形成理性成熟的认知。
这就要求导师必须具有全过程、全方位教书育人的现代教育理念。如果与之相反，导师本身不具备以上教育理念，要么要求学生变成考试工具，要么缺乏对学生应有的人格尊重，要么浪费学生精力为其充当廉价劳动力……这就明显与导师制的宗旨背道而驰。
我们总是说，导师要对学生学习严格把关，要“考”学生。那么反过来，学生是否可以“考”导师，学校是否应建立更为完善的导师考核机制？
比如学校能否定期组织学生访谈，了解学生对于导师教学及为人的反馈？能否在学生与导师关系出现问题时，通过加强辅导等方式，帮助学生解决各类问题？能否探索导师“转投”制，允许学生充分阐述理由并予以考察后，结束导师关系，而转投他人？学校对于导师是否也能采取优胜劣汰的办法，不搞“终身制”？……凡此种种，都值得学校、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加以研讨。
不让导师与学生关系走向“支配制”，这就要求对目前的导师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和改革。在合理范围内保障乃至放大学生的权益，对导师可能滥用权力的环节加大制约力度。唯有这些，方能对现有某些不正常的导师支配学生现象加以治本，也才能让导师制回归其发展本源。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毕舸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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