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宣布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并称将以赞助方身份，问责世卫所谓应对新冠疫情“失职”。这番言论立即引起国际舆论哗然。
▲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宣布，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缴纳会费。图据新华社
当前，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200万。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这是一次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疫情面前，“没有哪个人或哪个国家是一座孤岛”。中国医生张文宏称，人类历史上也从未有一例传染病的控制靠的是群体免疫。人们总是在与病毒的无止搏斗中进阶。
引子——
“他们彻底地躲避着病患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人们彼此疏远，邻居们互不相扰，亲戚们互不串门。”这里的描述，并非疫情之下欧美国家流行起来的“社交疏离”，而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三杰”之一薄伽丘在《十日谈》里面的记载。论程度，今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与六百年前导致欧洲某些地区十室九空的黑死病无法相提并论，但这种陌生的新发传染病，却再次提醒人们与传染病的斗争永无休止。
历史上，危害过人类的传染病有数十种之多，包括鼠疫、天花、霍乱、麻风、白喉、梅毒、斑疹伤寒、疟疾、狂犬病、肺结核等。人类在与其缠斗的漫长历程中，已经在预防和控制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到上世纪70年代起，在许多国家，传染病作为“杀手”的地位已让位于其他重大疾病，医学研究的重点也发生了转移。人们一度认为当时的医学能力已经征服传染病，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已成为历史。
但在此后，艾滋病、军团病、莱姆病等新发传染病出现，结核、鼠疫、白喉等古老的传染病死灰复燃，近二十年来，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出血热、甲型H1N1流感以及目前肆虐的新冠肺炎，再次给医学和公共卫生学界敲响警钟。尽管如此，从公共卫生的改善，到细菌学、免疫学的创立，到多种药物、疫苗的研发，再到短时间能确定病毒基因组序列，人类战胜传染病的能力越来越强。而这些进步，无不是在人类与疾病无休止的搏斗中点滴积累而来。
黑死病：行政手段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作用
十四世纪，一只老鼠登上从亚洲前往欧洲的货船，导致当时被俗称为“黑死病”的腺鼠疫席卷欧洲，在全球杀死2500万人。在黑死病流行之后的三个世纪内，鼠疫仍然是欧洲最为致命的疾病之一。在笛福笔下，伦敦1665年大瘟疫“把十万人的生命一扫而光”。黑死病横扫欧洲大陆，深刻改变了欧洲的历史。经济史学者通常认为：黑死病造成的劳动力短缺，显著提高了当时欧洲的工资水平，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5世纪，加速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灭亡。尽管如此，黑死病并没有深刻影响到医术的发展，引起的医学上的唯一进步是在公共卫生领域。
▲欧洲黑死病 图据：每日快报
在瘟疫流行之初，米兰当局曾采取措施防范疫病侵袭，督导收尸、殡葬、戒备外来船只、隔离、呈报病情等事项。1374年，当新一波瘟疫卷土重来时，威尼斯共和国任命了3名官员，职责是监督并驱逐所有受到感染的船只离开港口。1377年，亚得里亚东海岸的拉古萨共和国扣留从疫区来的旅行者30天（trentinigiorni），在这样做不见效果时，扣留的期限延长到40天（quarantigiorni），由此产生了现在使用的“防疫”（quarantine）一词。行政手段开始在控制和预防传染病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隔离是有效的办法，但为何17世纪末鼠疫在欧洲突然消失却一直是谜。有观点认为，鼠疫在欧洲三百年的流行是自然结束的，并非是由人的积极措施结束的。没有医学或科学的发现、社会卫生条件的发展以及生活标准的改善可以用来解释其消失的原因。鼠疫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消失后，仍在地中海南岸和东岸、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仍然流行。19世纪后期，鼠疫再度在世界流行。
也就是在同一时期，细菌学的创立让世界得以了解鼠疫的病因：1894年香港鼠疫流行期间，瑞士细菌学家亚历山大·耶尔森（Alexander Yersin）和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SharamiroKitasato）几乎同时发现鼠疫病原体是一种细菌——后被命名为耶尔森杆菌(Yersinia pestis)，即通常所说的鼠疫杆菌。当时预防办法是接种疫苗或是注射尚存活但已无毒性的耶尔森杆菌。而随着细菌学的发展与抗生素的发明，鼠疫病情的治疗也有了药物的支撑，链霉素、四环素和氯霉素均具良好疗效，即使肺型或败血症型鼠疫，在发病24小时内开始抗菌治疗，也可转危为安。
消灭天花：各国努力汇为国际性战役
在医学发展史上，微生物学揭示了疾病发生的原因是微生物在作怪，从而指明了治疗疾病的正确途径。而从预防天花开始，人类发现了自身的免疫系统，建立了免疫学。从细菌学到免疫学，人类将与流行性疾病的斗争真正地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以“种痘”为滥觞的免疫接种方法现已被用来对付许多传染病。天花则成为人类利用人工免疫方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战胜的传染病。
1万年前，天花病毒就出现在地球上，在天花流行的地区，每4个病人中就有1人死亡，幸存者也要留下丑陋的麻脸。16世纪时，中国的医生就发现那些得过轻微天花的人，一旦病好就获得了免疫能力，于是开始接种人痘，这种方法很快传入欧洲。英国皇家学会的档案资料显示，1700年英国的医学家就对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有所了解，1721年天花肆虐英伦三岛，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夫人玛丽·蒙塔古积极推广人痘接种术，使这一方法在英国流传开来，牛痘的发明者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在小学时曾被接种过人痘。1798年，詹纳经过研究发明了“牛痘接种法”，并劝说英国王室率先种了牛痘，最终在欧洲得到推广，天花的发病率直线下降。
↑图据科普中国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种牛痘成为预防的唯一措施，并以纳税人的钱强制婴儿接种。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实行强制种牛痘，例如在德国，军队征兵都要重新种痘。英国任命了专门官员，以保证所有孩子都接受种痘。各地种牛痘成功后，开始有人想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天花。1851年，在巴黎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着手在各国之间统一检疫标准；1907年在巴黎成立了第一个有关世界卫生的组织——国际公共卫生署。1923年，国联接手并扩大其工作范围；1946年，在纽约召开了一次国际卫生会议，合并了巴黎的卫生署和国联有关机构，并于1948年4月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对许多疾病开战，包括肺结核、疟疾等疾病，还推行大规模的种痘计划。这一计划推行得相当成功，到1979年，世卫组织宣布，除了实验室里的一些标本，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没有天花病毒。
人类在同天花的搏斗中，许多国家接种牛痘，官方介入其中，在历史上政府第一次积极涉足在全国范围内消除疾病，个人选择的自由让位于群体的利益，国家所做的努力最终汇为一场全面的国际性战役，接种的强制执行是人们第一次为消除疾病做出的大规模行动，因此预防并征服天花是社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另一方面，爱德华·詹纳的工作虽然是通过免疫制服疾病的起点，但当时他并不知道天花致病的原因。直到1880年，微生物学奠基人路易·巴斯德发现了被称为细菌的微生物后，他开始从事詹纳因缺乏相关知识而被迫放弃的领域。此后，巴斯德成功研制出狂犬病疫苗，使人们开始关注人体自身防疫的方法。他的工作不仅生产出了防疫疫苗，还产生出了用于治疗已患疾病的抗毒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传染病的病原体有了新的认识，一些细菌以外的病原体如病毒、螺旋体、立克次体、衣原体、寄生虫也逐渐被发现。此后，多种疫苗的研制成功，是人类与传染病斗争的重大成果。1921年，预防结核病的卡介苗脱颖而出；1928年，世界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应用于治疗；同年，一种治疗百日咳的疫苗诞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征服传染病的成就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相继被消灭，乙肝疫苗培育成功，不少长期肆虐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遏制。
“19世纪的世界病”促成公共卫生学建立
而在医学突飞猛进的同时，公共卫生的改革开始在一些国家得到重视。19世纪初，霍乱开始成为全球流行病，被称为“19世纪的世界病”。在1817～1923年的100多年间，霍乱在亚、非、欧美各洲，曾先后发生过6次世界性大流行。1883年，德国医生科赫赴埃及调查霍乱流行情况，发现霍乱弧菌。但在此之前几十年，霍乱的大流行已经在迫使人们注意水源、食品、环境等的卫生状况，开始促成公共卫生学的建立。
霍乱是一种极度痛苦的疾病，这种病最恐怖之处是发病突然，发展很快。对这种疾病的恐惧以及在疾病出现前的谣言纷传，要求当局采取行动。霍乱期间的一系列病源的流行病学调查，使欧洲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对饮水的供应和污水处理等有关问题非常重视，在英国开展了清洁水源运动，并由此开创了“公共卫生学”这一医学门类。英国也成为第一个试图对公共卫生进行集中控制，并对整个国民强制推行卫生法规的国家。
↑一名婴儿在接受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图据联合国官网
1848年英国开始推行公共卫生法案，这部法案要求设立中央性的卫生总理事会，负责领导全国公共卫生运动，该组织因推行许多健康立法和严格的公共卫生政策，开拓了英国的卫生管理工作，为不断发展的科学的疾病预防工作奠定了基础，也为世界各国所效仿。1892年，在威尼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人们为防治霍乱国际公约订出防疫规章，其所订标准后来分别在1903年和1926年由巴黎防治鼠疫公约加以补充。这个国际防疫规章对各国预防传染病运动产生了极大的效果。20世纪初叶传染病的死亡率明显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防疫规章这个国际公约的实施。
“甩锅”无益于国际抗疫合作
有研究医学史的学者提出，传染病疫情中最戏剧性的是疫情的“责任”归属，每个社会都有回答谁该对疫情负责的方式，总会有人为疫情“背锅”。一个社会对疫情责任划分的逻辑通常会沿着现有的社会划分方式来进行，这其中可能涉及到种族、宗教、社会阶层、性别、身份等各种因素。几乎每次流行病的大规模传播，都会有寻找“替罪羊”的冲动。但从历史上看，在黑死病、麻风等恶性瘟疫中出现大量污名化的现象都是相当非理性的。
如今，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围绕病毒的起源、疫情的防控，借病毒进行污名化、政治化的现象层出不穷，将病毒与特定的地域、族群挂钩，更有甚者炮制病毒从实验室中产生的“阴谋论”，企图将病毒政治化。这种情况，与黑死病中曾经委罪于犹太人、在麻风病中视患者为“最深重的罪人”，其实并无二致。有鉴于针对某些族群的歧视，《自然》杂志日前就疾呼与新冠病毒有关的污名化必须停止，“执意将一种病毒及其所致疾病与某个地方关联在一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需要立即停止。”更何况，目前病毒的源头尚无定论，而且不论其源头在哪里，全世界都是这轮大流行的受害者，转嫁责任得不到任何理论上的支持。
更何况，对霍乱这种“19世纪的世界病”的恐惧，早就使国际医学交流与合作达到了新的高度。20世纪40年代以后，医学科学和公共卫生管理对人类生活状况的影响已经真正地全球化。“甩锅”对促进国际社会的抗疫合作丝毫没有帮助。
正如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一开始就指出的，国际社会最大的敌人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导致人们对立的污名化。国际社会应该放下自私和仇恨，团结起来共同寻求解决方案。“现在我们需要与病毒抗争，而不是人人自危；现在我们需要各国努力，而不是袖手旁观；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而不是污名化。”
主要参考资料
弗雷德里克·卡特赖特，迈克尔·比迪斯，《疾病改变历史》
中国科学院网站，《历史上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
胡永华，《抗传染病史话：人类有能力征服各种传染病》
刘守英，《瘟疫与人类发展》
毛利霞，《19世纪中叶英国霍乱与公共卫生运动的兴起》
梁其姿，《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撰稿 张寻 编辑 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