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开具“我妈是我妈”的证明,不等于银行绝对不需要来自客户方面的“证明”与“保证”。而这一尴尬,今后还需要更科学、更开放的手段来化解。
为优化服务、减证便民,中国人民银行6月2日表示,已会同相关部门认真开展了证明事项清理工作,取消“户口迁移证明”等11项证明事项,并对部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了修订。
其中最引人关注是:行动不便、无自理能力的人无法自行前往银行办业务时,其配偶、父母或成年子女代办,不再被要求出具关系证明文件。说白了,今后将不再要求开具“我妈是我妈”一类的证明。这显然是一大进步,但由此带来的安全性问题,仍需要更具可操作性的办法来支持。接下来,如何保证客户信息安全尤其是账户安全?
图据 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号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相继取消了以“证明我妈是我妈”为代表的众多无必要证明,但一些银行保留了对客户证明“我妈是我妈”的要求。这并非是银行不与时俱进,而是其注重保证账户安全性的行业特质使然。
2018年9月,有这样一条新闻比较具有典型意义。广州市民李先生拿着母亲的存折去银行取款,因密码问题被告知要母亲本人到场更改,或者提交母子证明代办。
看上去似乎很不合时宜,但银行方面的苦恼在于,不这么办,怎么证明拿着存折的人真是存折主人的儿子?万一是外人捡到存折甚至通过非法手段拿到存折,上银行来冒取呢?甚至还可能涉及家庭财产纠纷。本来,客户与银行约定以密码方式打开账户,这是安全性最大保证,但现实中遗失密码的情形很常见,使得柜台前办事人、代理人的身份合法性成了现实问题。
我们看到,央行提出了解决路径:取消这些证明事项后,银行可以通过与客户约定采取上门服务方式办理,也可以在风险可控并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和意愿的前提下,由当事人委托代理人代为办理。
实际上,前述广州事例,最终解决之道就是上门办理。但这样一来,无论是客户还是银行,都增加了办事成本,尤其是在客户对上门办理有顾虑或抵触情绪的情况下,不便性亦明显——而我们很清楚,办事机制改革的目的不是以一种不便代替另一种不便。
总的来说,这一解决路径,还只是提供了一个大略的方向,还需要更多便捷、安全手段来丰富之。特别是,“在风险可控并有效核实客户身份和意愿的前提下”,需要更多有创造性、共性和统一性的解决方案来解题和填充空白。银行方面自然需要集思广益,同时也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比如前述“会同相关部门”等形式。
大数据时代,信息共享为这种思路带来了启示。账户信息,也是“社会人”方方面面的信息留痕,在信息壁垒一步步消解的今天,银行业有必要进一步融入信息共享,以此突破“办事瓶颈”,为自己也为客户提供方便和安全。
此前有消息称,人民银行科技司发文要求地方性银行业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接入人行金融行业网络安全态势感知与信息共享平台。而近年来,“开放银行”概念迅速升温,或可为攻克便利群众和保障安全的两难局面提供一定借鉴。
显然,在户口迁移、出生证明等材料无迹可寻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仍然能由大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所掌握。那么当坐在银行柜台面前的代理人,其个人信息更为充实、清晰,与账户主人的关系也一目了然时,也就规避了冒名风险。
说到底,不再开具“我妈是我妈”的证明,不等于银行绝对不需要来自客户方面的“证明”与“保证”——要知道这是保护每一个账户绝对安全的必选项。而这一尴尬,今后还需要更科学、更开放的手段来化解。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伍里川
编辑 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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