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中提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中华民族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实现全面小康的千年梦想，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实现。
过去70年，中国减少了8.5亿贫困人口，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从2012年到2019年，中国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减贫奇迹。
近14亿人口告别绝对贫困，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最大的人权建设工程，是战胜“贫困”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生存问题的伟大成就和辉煌典范。
从决战脱贫，到“新治贫”，再到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决战脱贫的精神力量正在全面现代化的新时代继续滋润着广袤中华大地。
即日起，红星新闻推出《中国奇迹》特别报道。我们将专访联合国、中央党校、国际知名慈善机构的高端人士，揭示中国脱贫的历史意义和世界意义；我们将回访那些曾牵动人们心弦的贫困地区的孩子，看看他们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记录下脱贫攻坚征程上，大山深处的巨变。敬请关注！
回望中国的脱贫之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便已正式迈出了扶贫治理的第一步。40年扶贫探索，从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从273贫困县设立之初，到前不久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全部摘帽，一路走来，无数贫困人口重拾了信心，无数羸弱家庭重燃希望，而中国的扶贫模式，更为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也为世界减贫事业交上了成绩单……
成就面前，如何巩固扶贫成果？如何防止脱贫人口返贫？这40年的扶贫之路，又为未来我国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积累了哪些经验？带着上述问题，红星新闻独家对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李云龙，以求更进一步探寻我国未来扶贫工作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李云龙接受红星新闻专访
中国扶贫经历三个阶段
从“扶贫开发”走向“精准扶贫”
红星新闻：自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扶贫工作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重点有哪些？
李云龙：我国的扶贫工作可大致分成3个阶段，分别是2000年以前、2001年到2012年以及2012年至今。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启了扶贫工作，但早期阶段我国扶贫工作主题是“扶贫开发”，即不仅给予贫困人口财政补贴，更要鼓励发展生产，发展经济，使扶贫对象拥有“造血功能”，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把经济搞上去。所以也是在那时，我们设立了贫困县，最初规定全国有200多个国家级贫困县，后来陆续增加到832个，以这种形式来方便我们更准确地进行资金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当地生产生活条件，并鼓励发展一些当地适合的农产业、养殖业等等。可以说，在扶贫开发模式之下，到上个世纪末期，我国就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2001年到2012年，我国相继制定了两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第一期是2001年到2010年；第二期是2011年到2020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第三阶段，也就是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下，在十八大以后我们又大大扩充了扶贫内容，加大了扶贫力度和强度。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该决定通过后，就提出了要在2020年全面脱贫，实现贫困县全部摘帽，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所以通过以上三个阶段的扶贫工作，才有了今天的扶贫成果。
红星新闻：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提“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提出？在实施过程中起到了哪些作用？
李云龙：“精准扶贫”思想的提出，主要是针对过去扶贫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过去我们在进行扶贫开发时，设置了贫困县，但划县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区域内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是扶贫对象，只是这个区域内贫困人口较集中，所以为了更细化地解决这个问题，不再采用扶贫“大水漫灌”的形式，我们才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模式。
“精准扶贫”的模式，更像是“滴灌”的形式，它更细化。而其提出的另一背景，也是基于我们要真正实现每一个贫困户的脱贫，这就要求我们搞清楚具体的扶贫对象、做好扶贫人口的识别工作；同时弄明白导致每个人贫困的原因，摸清楚适合每个家庭摆脱贫困的办法，因此要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
根据上面的要求，“精准扶贫”的第一步就是找到扶贫对象，因此有了“建档立卡”方式，让每个扶贫对象都有一张可识别的卡，而且这些档案会在国家扶贫办备案。这样的方式避免了过去估算每个贫困县有多少贫困人口的粗糙，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能很好避免后期扶贫工作验收时“浑水摸鱼”的问题，因为精准到了贫困户个人，所以能及时进行回访、跟踪和调查，而这也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
“精准扶贫”的另一层作用，是实现对每一个扶贫项目的精准安排和检测。通过准确了解各个地区的特点，安排准确适合的项目进入，满足当地的脱贫需要。
此外，“精准扶贫”还包括对资金使用的精准摸排、扶贫工作的精准实施，要求村干部制定适合每一户贫困家庭特点的精准扶贫帮扶办法、精准的脱贫成效考核，不再是向上级大而化之地汇报一个统计数据，而是要非常准确地汇报每一户贫困家庭的脱贫情况。
可以说，“精准扶贫”的核心，就是实打实地要准确脱贫数据，保证脱贫工作不掺水，使每个人都脱贫。
▲2020年，甘肃天水，当地创建的扶贫车间解决了返乡农民就近就业的愿望。图据视觉中国
避免“数据脱贫”
每一个建档贫困户数据中央均可追踪监测
红星新闻：新冠疫情是否对我国脱贫工作产生影响？我们是如何渡过难关的？
李云龙：新冠疫情的确对扶贫工作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在疫情发生的前3个月里，影响尤为明显。回想疫情暴发之初，运输货物、人员往来都陷入几乎断绝的状态，这自然会对脱贫攻坚工作产生影响。
具体来看，我认为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过年后，按照往年惯例，农民工要进城务工。但在疫情之下，交通运输中断、各地停工停产，限制了农民工外出就业的机会，自然会影响其家庭收入，也就影响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第二个方面是对贫困地区产品的外销产生了影响。由于快递业务的停滞，导致不少贫困地区的产品无法外销，产品滞销自然也会影响贫困地区人口收入。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困难很大，但我们后期采取了更强的扶贫力度。
从2020年3月开始，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等职能部门相继出台了文件，帮助解决农民工外出就业难、工厂复工复产、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困难等问题。比如扶贫派遣制度的实施，中央要求扶贫干部年后全部按期到岗，使扶贫工作不拖延；在交通停滞状态下，加开农民工专列、点对点运输等等，都对解决最后的脱贫任务发挥了很大作用。所以尽管疫情对扶贫工作有影响，但最终我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
红星新闻：在消除绝对贫困任务过程中，是否存在“数据脱贫”、浑水摸鱼的现象？有哪些制度保障能促进脱贫任务真实完成？
李云龙：尤其在新冠疫情发生后，前期的确有声音质疑，脱贫任务能不能完成？背后会不会有造假现象？当然，大家担心“数据脱贫”“表格脱贫”是有道理的，这也确实是我国脱贫工作中需要着力解决的困难。从制度保障层面来看，我们对脱贫成果实施的督查制度，要求中纪委、国务院扶贫办进行扶贫检查，包括建立针对贫困户状况追踪的扶贫监测系统，其实都是在努力克服“数据脱贫”这样的现象。
以扶贫监测系统为例，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数据，都最终汇聚在中央，对其脱贫工作的完成情况，中央可以实现追踪监测。所以如果存在虚报情况，未落实扶贫措施到人，那么通过我们的督查、追究措施，甚至进行一户一户逐个精准验收，其实就能在防止脱贫造假上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很难说是100%实现了完全的数据精准，但即便存在造假，也只是局部小范围的个别现象，所以这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完善这一督查体制，而这也是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点。
▲2021年1月，安徽淮南佳益米业通过扶贫产品销售分红，增加种植户收入。图据视觉中国
财政投入力度空前
模式创新世界罕见
红星新闻：相比于过去，我国近年来的脱贫攻坚工作有哪些新特点？
李云龙：从脱贫特点来看，可以总结为：扶贫实施力度大，投入财政力度大，完成脱贫任务决心大。
首先，从扶贫实施力度来看，其中最重要的是我国实行的脱贫攻坚责任制，即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各地一把手主要负责脱贫任务的完成，甚至要求一把手签订“军令状”，完成各自地区的扶贫任务。
在此期间，还对各级领导的扶贫任务有了更精准的细分：中央负责全面规划，到省市县一级负责具体的落实，甚至乡一级的干部、负责每家每户扶贫工作的干部，都要做到一级向上一级签扶贫责任状，要求对每一年扶贫工作要达到的目标进行承诺和签字，保证实现2020全面脱贫的任务，到后期，具体到每个干部本身，都有各自具体的扶贫任务，如果完不成，就追责。所以从这样的扶贫实施力度来看，在世界上就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个方面是投入力大。要扶贫，第一步肯定需要财政投入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从投入资金的多少来看，自2016年以来，中央政府决定每年中央专项财政扶贫资金，每一年要比上一年增加200亿元，到2020年已经增加到460余亿元。而这还只是中央专项财政投入，我们还有帮扶各个项目的投入、各个职能部门的专项投入等等，这其实也是中央的扶贫规定，即要求各个部门的资金投入要向贫困地区倾斜。估算下来，大概一年各类投入贫困地区的资金，每年差不多达到1万亿人民币，这种投入力度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第三方面是完成脱贫任务的决心大。过去我们都说，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但中央在扶贫工作上提出：“脱贫攻坚财政投入力度要与脱贫攻坚任务相适应。”这就意味着，一个地区的脱贫攻坚任务需要多少钱，那么中央财政就投入多少钱。所以到后来，各地在扶贫工作上都有一个体会，就是资金投入不是问题，重点在于如何把这个钱花好。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我们要完成脱贫任务，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全党上下下决心要办成的事。
▲四川眉山市洪雅县将军镇保坪村，贫困户家的脆红李丰收，扶贫干部涂小雄（右）笑开颜。图据红星新闻
红星新闻：我国整个扶贫工作中，创新了哪些扶贫新模式和可借鉴的扶贫经验？
李云龙：我国整个的脱贫模式，可以说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创造的扶贫新模式和经验，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比如我国推出的“对口支援，东西扶贫”方式，通过一个省对一个省、一个市对一个市的帮扶方式，到后期我们的深度贫困县，几乎都承包给了经济状况良好的某个城市来完成扶贫工作。而这一模式对贫困地区产业扶贫发挥的作用很大，因为产业脱贫不是投入资金就能实现的，而是需要生产出满足市场需要的产品，这就在东西扶贫过程中得以完成，能精准对口一个城市的需求来进行产业培养。
第二方面是创造了社会力量扶贫，除了国家层面的支持，还包括企业、军队等，也成为了扶贫救济的重要力量。
第三方面是调动扶贫人口的积极性，这一做法也同样是一次创新。就是摆脱了单纯的财政扶持，出了“扶贫扶志”的概念，积极发挥教育扶贫等作用，让贫困地区的人口有技能，有能力，后期还有就业扶贫等等，最终让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彻底摆脱贫困。
第四方面是结合各个地区的特点，进行产业扶贫，比如不少地区推行的旅游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消费扶贫、种植业扶贫等等，其实都是一种创新的体现。
▲四川华西医院对凉山州健康扶贫 图据红星新闻
探索未来脱贫新目标
破除城乡二元分割，保证脱贫不返贫
红星新闻：在全面完成了脱贫任务后，我国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是否在世界范围内有所提升？
李云龙：要清楚一点的是，我国的贫困标准并不是很高，大概稍高于联合国定的绝对贫困标准。所以和发达国家的贫困标准比，我们还是比较低的。但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下，完成这一目标同样是极不容易的。
红星新闻：相比于农村扶贫，城市扶贫也同样重要。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后，如何缩小城乡、城市贫困人口的相对贫困差距？
李云龙：我国的一大特点，是形成了城乡二元分割社会，目前还暂时无法彻底破除这一结构，但我们正致力于缩小两者间的差距。目前，可以说农村的经济水平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贫困差距。
但不得不说，要消除相对贫困，解决城市贫困的难题，我们仍有很远的路要走。我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与农村贫困不在一个层次，二者贫困的界定标准差距很大。在解决城市贫困人口工作上，通过低保制度，城市人口的绝对贫困早已解决，但城市仍要面临让相对贫困的城市人口改善其居住、生活条件等系列问题。
实际上，在缩小整个城乡二元分割问题上，农村人口的贫困依然是扶贫的重点。所以相比于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我们的主要矛盾依旧是解决农村的落后。扶贫是一个长期过程。今后，我国将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农村繁荣兴旺，缩小城乡差距。
红星新闻：眼下，“两不愁三保障”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而诸如饮水问题、地方病、过度依赖转移性收入、不利于发展生产的陈规陋俗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这些现实问题当如何解决？
李云龙：这些问题属于长期性的问题，比如地方病，这与当地的水土情况有关，那么这就需要通过科学的方法来防治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医疗的投入。再比如饮水安全的问题，我国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但仍需要对重点区域进一步巩固提升。而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过度依赖转移支付的问题，就需要激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而这些都是长期过程，需要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
红星新闻：在已取得的脱贫成绩里，如何保障脱贫群体不会再返贫？
李云龙：防止返贫是脱贫工作的“老大难”问题，为了巩固脱贫成果，国务院此前已出台了《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并建立起全套系统来监测贫困人口后续情况。其监测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一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收入刚过贫困线的群体；二是在脱贫不久后，家庭遭遇变故，比如受灾或家庭成员出现残疾、重病等，也都被纳入监控系统。就是说，我们并非对脱贫人口不再进行管理，而是继续实施监控，如果出现收入下滑或未达贫困线标准的情况，那么就继续实施脱贫政策，重点帮扶。
另外还需要说明的是，这样的帮扶不是在已经出现年收入下滑的情况下，而是一旦发生了变故或者收入突然下滑，就会立刻介入，及时防止其再度贫困。
总的来说，就是要继续对超过8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摘帽不摘政策”，维持现有扶贫政策，帮扶措施不撤出，扶贫监管也会继续落实。我相信，这些措施的维系之下，返贫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甚至可以说，这一套体系长期发挥作用，甚至能在未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发挥出效用。
▲重庆忠县的扶贫产品柑橘 图据人民日报客户端重庆频道
眼前重点依是防止返贫
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树立起脱贫信心
红星新闻：未来我国进一步脱贫的重点在哪里？
李云龙：这样集中的脱贫攻坚工作，暂告一段落，未来将进入扶贫常态化的阶段。但眼前的重点依然是防止返贫，巩固脱贫成果。在此基础上，就需要继续加大产业扶持、提供就业岗位等等，进一步提升相对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做到“稳得住，能致富”，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是更加长远的目标。
红星新闻：您曾在文中提出，中国的减贫行动切实保障了贫困人口的基本人权。您认为，扶贫与人权间是怎样的关系？
李云龙：人权的定义很广，它包含的内容也很多，但脱离贫困是最基础性的人权，其中包括生命权、受教育权、就业权、健康权等，都是很基础的人权，而贫困恰恰与这些因素紧密相关，我们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就是维护人民吃饭不愁、看病不愁、保障看病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住房的权利，而这些都是基本的人权。
红星新闻：中国作为国际减贫行动的参加者，为国际减贫行动提供了哪些借鉴意义？
李云龙：可以说，对我国的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国际上普遍反应非常正面。比如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于2000年9月在联合国首脑会议上通过，旨在将全球贫困水平在2015年之前降低一半的行动计划）的实现，其减贫成绩的70%是通过中国扶贫成功完成的。所以我国自主减少贫困人口，本身就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重大贡献。
同时，我国在扶贫工作中创造的新经验，也同样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借鉴意义。2018年，联合国通过了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决议，其中大量吸收了中国扶贫经验。
另外，是给更多发展中国家树立了信心。过去，很多发展中国家对扶贫信心不足，认为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贫困问题无解。但通过中国脱贫任务的完成，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成功的先例，找到了脱贫的方向，树立起了脱贫的决心。
红星新闻记者 吴阳 杨雨奇
编辑 官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