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不是决定生育的核心要素，婚育观念才是。
今天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主要数据结果显示，我国0-14岁人口为25338万人，占17.95%。与2010年相比，增加了3092万人，占比上升1.35个百分点。我国少儿人口比重回升，生育政策调整取得积极成效。
同时，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回答红星新闻记者的提问时表示，从“七普”数据看，人口的生育情况呈现了几个特点：出生人口规模大、“二孩”占比高、生育率降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相关普查结果会不会成为调整生育政策的依据？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2016年和2017年出现补偿性生育，两年出生人口规模分别为1786万和1723万，但2018年开始又回落。
应该看到，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是决定出生人口规模的关键。全面二孩政策已经满足了绝大部分人的生育意愿。多次调查均显示，育龄人群打算生育2个及以内孩子的比例超过90%，打算生育3个及以上的不足10%。这意味着，全面二孩政策调整为绝大部分育龄妇女提供了满足生育意愿的政策许可，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将只是满足少部分人群的生育意愿。
育龄人群的规模也决定未来出生人口规模的变动。出生人口规模由育龄人群的生育水平（或者说生育意愿）和育龄人群规模共同决定，“七普”数据显示，15-59岁人口占比与2010年“六普”相比下降6.79个百分点，尽管没有15-49岁育龄妇女规模和占比的具体变化，但是育龄妇女规模大概率呈现相同关联。如果生育水平保持不变，或者只是略微上升，生育主体规模的减少意味着生育率降低。
需要看到，政策不是决定生育的核心要素，婚育观念才是生育变化的决定性要素。当下，年轻群体婚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60后”“70后”“80后”“90后”理想结婚年龄依次为依次提高，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70个、1.74个、1.82个、1.66个。“90后”“00后”是当前和下一个十年的生育主体，从代际婚育观念的变化趋势看，如果没有大的外部环境的改变，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会马上带来生育率的直接提高。
此外，生育、养育、教育“三育成本”提高，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对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及缺乏照看等问题都是影响年轻一代生育意愿变动的主要因素。与其单独聚焦生育政策调整，我们更需要关注如何完善配套政策，减轻普通人的养育压力、缓解普通人的生育焦虑。
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我们要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经济结构调整等大的环境来辩证看待出生人口规模变动问题，客观认识“生育率处于较低水平”。
作者：杨胜慧（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 尹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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