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世界的关注，而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引来了一些专业人士的批评。近日，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布拉马·切拉尼在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文章，批评西方媒体在报道本国疫情和印度疫情的时候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践踏了新闻伦理。
以下为切拉尼教授所撰写的文章的全文翻译——
西方媒体报道灾难时存在“双标”
在报道死亡人数较多的悲剧时，尊重逝者、关切那些生活在悲痛中的人们是新闻界的基本原则。然而，对于西方媒体而言，双重标准非常明显：它们在报道本国类似的新闻时，无一例外地都遵守了这个原则；但是在报道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悲剧时，基本上都有意忽视了这个原则。
对于印度不断扩大的第二波新冠疫情的报道，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西方媒体的新闻报道里包含了大量遗体照片和悲惨的场面。如果同样的悲剧发生在西方国家的话，这些照片和场面绝对不会出现在报道中。
▲印度的新冠病毒第二波疫情中，这张体现印度教徒用火葬的方式处理亲人遗体的照片被广泛援引。图据《新闻周刊》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有一半都集中在欧洲和美国，但是，西方媒体在报道其国内的疫情时，都没有如实描述相关悲惨景象。即便是在感染达到高峰的时候，西方媒体也不会冒冒失失地冲进医院急救室病房，更没有把镜头对准那些被巨大压力压垮的医护人员。
然而，西方媒体却在印度第二波疫情期间把大量的这种报道发向了全世界。在西方媒体的这些报道里，基本上看不到它们对于人性、伦理的思考。西方媒体的记者为了流量不顾新闻伦理，围绕着刚失去亲人的印度人进行采访，将悼念爱人之死的私密场面展示给欧美的观众们看。
践踏带有宗教意味的私人仪式
同样一家媒体，在报道同样悲剧的时候，如果悲剧发生在自己国内，它从头到尾都很小心谨慎——美国纽约新冠疫情达到高峰的时候，媒体用大树配上草地的图片来代替大量尸体埋到公共墓地的场面。然而，在报道印度的第二波新冠疫情时，印度教徒集体火葬的画面出现在了所有媒体上。
▲《时代》杂志在美国疫情相关报道中，以草地上的空椅子代指当时因新冠疫情死亡的20万美国民众。截图自《时代》
在屋外堆柴进行火葬的场面经常出现在欧美的小说、旅游网站、绘画的主题里，现在，西方媒体又把摄像机对准了这种场景，用来满足西方观众对于印度教传统的病态关注。西方媒体的记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是对印度教火葬这一宗教性私人仪式的践踏。
西方媒体在报道国外灾害、灾难时不顾新闻伦理，这并非首次。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的时候，西方媒体不顾地震受灾群众的感受，报道了太多耸人听闻的“新闻”——它们把为了阻止灾难扩大而留守在核电站内的工作人员称为“核电站最后的武士”，或者是“执行自杀式任务的核电站忍者”。
实际上，当时的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泄漏事故并没有造成任何直接死亡的案例。即便这样，西方媒体还是把它拿来跟切尔诺贝利事故作类比，持续煽动国际社会的恐慌情绪，最后导致国外的货船无论离福岛多远，都避开停靠日本的港口，一些国家从日本东京等大城市撤回了本国国民。
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的新闻时，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操作——在它们的报道里，非洲人永远是未完成进化的，纷争和灾害永远不断重复，没有一个人是幸福的。
西方媒体报道里很少出现美军士兵遗体
2014年至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大爆发期间，西方媒体的报道也存在严重的双重标准。两年时间，共有11325人死于埃博拉病毒感染——3个月以前，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大概仅仅只有2天就达到了这一数字——在当时，西方媒体持续性报道了装有埃博拉死者遗体的裹尸袋以及当地的传统殡葬仪式。
2015年，一位追逐如此悲惨场面的自由摄影师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是在去年的普利策新闻奖中，没有任何一个获奖作品是以本世纪最大的公共健康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为主题的。
▲《纽约时报》关于埃博拉疫情的“走在第一线的勇气”系列获得美国新闻界最高奖“2015年度普利策新闻奖”国际报道奖和专题拍摄奖。图据《纽约时报》
西方媒体直接报道的关于人类的痛苦、悲伤、绝望和“愚蠢”都仅限于他国远方。它们几乎很少在报道中呈现美军士兵的遗体，但是阿富汗人、伊拉克人的死亡照片却充斥着西方媒体。
当然西方媒体也并非完全相同。但虽有不同，整体模式还是比较明显的——西方媒体在报道悲剧的时候，关于本国所涉事件的相关报道投射出了其国内不被允许的文化论调，而其他国家报道对象的隐私和尊严却经常被践踏。
这个双重标准带来的影响很严重。西方媒体的报道形成国际论点，然后左右国际舆论。比如，埃博拉病毒主要发生在西非的三个国家，但是受西方媒体报道的影响，很多人都误以为是整个非洲都爆发了埃博拉病毒。
记者的工作是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不是用脚踩着远处发生的悲剧、做倒彩的报道，利用人们的痛苦来获取阅读率、收视率。在新冠疫情不断扩大的当下，我们需要的是更负责任、更具有贴近性的报道。这才是当务之急。
红星新闻记者 罗天
编辑 李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