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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 疫情时代的求索
德尔塔、拉姆达、奥密克戎……新冠病毒就像科幻片里的怪兽，总是出其不意地放个变异大招，迫使我们时刻保持警戒，投入这场不断“升级打怪”的战役，不能停歇。
2020年初，当新冠肺炎刚开始扇动蝴蝶翅膀，已经有不少人敏锐地意识到，作为继1918年大流感之后最严重的全球性流行病，这场疫情将重构世界。而今，2021已经步入尾声，这波由新冠病毒开启的全局性重构远未止步，从生产、生意，到生命、生活，乃至病毒本身。世界似乎站在一道分水岭，一切曾经的理所当然都在面临质疑，一切坚固的似乎转眼就会土崩瓦解。不得不说，我们从未如此深刻地体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时间只是往前走，我们别无选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与病毒作战的历史，有时相安无事，有时你死我活，无止无休。但不必悲观。要相信，人类每经历一次动荡，人类文明也将前进一步，病毒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无论任何阶段，人的愿望都既简单又宏大，那就是活着，更安全、更美好地活着。
去年4月，我们以《病毒重构的世界》（←点击文末链接阅读该组专题文章）为题，对新冠肺炎之下的世界格局变化深度观察，今天起我们再度推出续篇《疫情时代的求索》策划，拟从病毒规律、公共治理、生态平衡、社会传播、经济复苏等维度，探讨在可预见的、仍将与新冠病毒伴随的未来，人类社会如何寻找规律，应时顺势，行稳致远。
病毒在变异，人类的抗疫之路在继续，对世界的观察依旧。时间无垠，年月有限，我们将以年为约，以策划为礼，集结专家学者，持续辨析“我们向何处去”。
❏ 毛寿龙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两年前，新冠病毒侵袭世界。此后，全球专家们运用了各种模型来评估新冠疫情的现状，并预测新冠疫情的未来，给政府提供各种与新冠病毒做斗争的方案。这些模型以及相关的政策方案，大致可以分为四种：自然消失模型、适度管制模型、群体免疫模型以及清零管理模型。
实际上，所有的抗疫模型和治理模式，都不是单一，而是复合的。尽管各国的情况差异很大，但有一点还是共通的，从刚开始不知所措，到在专家的指导和支持下逐步形成各自的抗疫模式——政治家与新冠专家的距离，从未如此紧密。
为何成年人接种率超80%的国家
仍未实现“群体免疫”
新冠疫情刚开始发作的时候，专家们预测新冠病毒可能会像2003年时候的SARS病毒一样，虽然毒性强，很难治疗，治疗后还有后遗症，但到了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很可能会消失。这是基于SARS的预测模型。不过没过多久，这一预测就被证明是错的。因为新冠病毒和SARS是同一类病毒，但不是同一种病毒，它的确怕高温，遇到高温会被灭活，而且也怕紫外线，但夏天的温度和紫外线不足以让新冠病毒灭活。事实也证明，两个夏天下来，新冠病毒也没有消失。而且在北半球进入冬天的时候，南半球是夏天，新冠病毒不仅在处于冬天的北半球肆虐，也没有在处于夏天的南半球消失。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坚持过一段苦日子，等到夏天就熬出来了”——这样的梦想很快破灭。虽然有些地方新冠病例偶然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一下子又给人希望，以为新冠病毒有可能会突然消失，但到目前为止，很难有这样的结论。按照1918年流感的模型，新冠病毒应该在18个月内会消失，但现在已经持续了18个月以上，它不仅还在世界各地肆虐，而且还有各种变异毒株。这说明，新冠病毒在彻底消失前，人类还需要与其抗争一段时间。专家甚至预言，新冠病毒将在很长时间内伴随着人类。
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消失的抗疫模型只是理论上的。实际上，世界任何国家和政府，任何地方的社会和市场组织，包括个人，面对严峻的新冠疫情，都会采取行动，来逐步形成自己的抗疫模型和治理模式。
基于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特点，曾经有一些专家认为，新冠病毒是不可控制的，人为清零是不可能的，所以，比较理性而且适当可行的方案是群体免疫方案。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定数量的人感染，一般来说，如果群体中70-80%的人获得免疫力，就可以形成免疫屏障，从而阻断新冠病毒传播，并最终达到清零的目的。
群体免疫，最早是2020年3月13日，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提出来的。他当时认为，大约需要60%的英国人口感染新冠病毒以获得“群体免疫力”。 他还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年复一年”卷土重来，也就是说，即使群体免疫形成后，也无法完全阻挡新冠疫情的复发。在疫苗出现之后，很多传染病专家也认为，如果疫苗接种人群达到一定的数量，也可以实现群体免疫的水平。
↑英国下议院报告《新冠肺炎：至今为止的经验教训》。报告称，英国早期抗疫失误，没能控制住病毒传播，酿成英国史上公共卫生方面最严重的失败之一。
从实践来看，要达到群体免疫，其实并非易事。英国最早提倡实行群体免疫，没有采取大规模的社交隔离等防疫措施，但是实践的结果是，还没有达到群体免疫，由于感染发病的人太多，给医疗系统造成巨大的负担，政府不得不寻找各种有效的抗疫方式，比如提倡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适当的社交距离，甚至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强制中断社交，实施隔离，以及封锁社区等措施，从而降低感染速度，让发病率处在医疗体系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从目前来看，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实行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如以色列最早完成超80%成年人接种疫苗，而且一些人还接种了加强针，但并没有形成专家所预期的群体免疫情况。在这些国家，疫情依然不容忽视，并没有降低到可以不采取特殊措施的普通流感水平。
一条“城市—国家—全球”的抗疫之路
人们都知道，应对新冠疫情的中国模式是清零管理。中国模式的特点是，国内群防群控，很快实现了清零。面对国外的疫情，加强出入境管理，尤其是入境管理。全国只保留有限的入境点，而且所有入境人员都需要进行14天医学观察隔离，到家后还要加7天的居家隔离。但即使这样，由于新冠病毒比较狡猾，无症状感染者有时候检测未必是阳性，所以还有个别漏网之鱼。一旦漏网，这样的人员回家之后，就会社交，给清零管理造成压力。除了人员之外，入境冷链物流也可能把新冠病毒带入国内，入境航班抵达点的垃圾清理不适当也会导致相关人员感染并传播。除了航空和海运之外，中国还有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使新冠病毒在边境地区传播。
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应该说已经万无一失了，但即使如此也无法做到一直清零，所以中国各个城市，实际上还是一直处于随时准备群防群控的状态。中国的所有社区和单位，都有常态化的防疫管理，一旦有疫情就会马上进入应急状态，直到最后一例病例隔离后14天、无新发病例出现才解除。群防群控，当然也包括很好的流行病学调查，行之有效的新冠病毒疾病干预和治疗体系，同时还有病毒基因排序、检测研究及疫苗研发生产体系。在这个方面，中国同样创造了自己的速度。
↑港口是运输环节中承上启下的关键点，也是疫情防护的重点区域。图为边检民警正在记录出入境船舶相关信息。图据IC Photo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新冠疫情的应对，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模式，核心精神还是专业抗疫的应对模式。也就是说，无论如何，世界各国政府，除了缺乏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本身还缺乏应对力量的国家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充分依靠专家，依靠逐步强化提升的公共卫生系统、病毒研究和疫苗研发系统、专业的医疗系统来有效抗疫。
在公共政策出台的过程中，公共卫生专家、传染病专家以及医疗专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各国的行政管理系统、政府管理系统，以及社会组织和市场企业组织系统，也围绕专业抗疫，形成了各自的抗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可以说，没有相应的抗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各个国家所遭遇的新冠疫情，会比现在的实际情况严峻得多，感染速度、发病率和致死率，都很可能大大提升。各国的情况差异很大，但有一点还是共通的——从刚开始不知所措，到在专家的指导和支持下逐步形成各自的抗疫模式。
所以，实际上的抗疫模型和治理模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比如拿中国来说，虽然全国一盘棋，都在中央的统一领导、指挥、部署下，逐步形成了常态化的抗疫模式。但中国各地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也根据各自的情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抗疫经验。
在发达地区的大城市，主要依靠科技力量，以“早发现、早诊断、早检测、早治疗”四早原则建设强大的新冠肺炎诊断治疗体系，以广泛运用于智能手机的app为基础，开发行程码和健康码，精准识别可能的感染群体和传播群体，让社交隔离等措施精准到位，确保行程没有流行病学史以及没有密接机会的人员正常生活和工作。不仅实现有效抗疫，而且还确保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最大限度不受防疫影响。这一模式可以说给有效抗疫提供了几乎是无敌的法宝。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抗疫经验。
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社会防控？
人的力量是无限的，也是有限的。即使是非常先进的模式，也会因为人的理性不足而出现一些防疫的问题。比如有些地方严格防疫，有的还层层加码，在实施强制隔离的时候，没有给被隔离者时间和空间，导致家中小孩和老人得不到及时照顾，有些地方隔离措施导致农作物作业和收割时机耽误，又没有提供相关的辅助措施。严格防疫，大家基本都能够很好地配合，但层层加码，而且不顾被隔离者的实际情况，实施隔离的时候简单粗暴，会导致疫情防控与个人的生活、工作发生冲突，甚至演化为公共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在积极防疫的时候，更应该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严格防疫，需要有服务精神，也需要有一定的弹性。对这一问题，应从四个层面努力：
——领导者要有现代治理的理念，防疫要以人为本，尊重每一个人，尽可能在不影响防疫的情况下，实施适当的弹性管理，处理好可能出现的防疫副作用；
——对于一线防疫人员来说，再苦再累也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不能认为防疫是自己的工作，而被隔离者的具体问题，属于“防疫外”；
——治理体系设计上，一定要有畅通的信息反馈渠道，即普通人遇到的具体难题，都能够反馈到防疫指挥中心，并及时解决各种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和工作的问题；
——对于公民来说，需要正确处理好生活和工作，提前做准备，而不是疫情发生了，用非理性的措施，通过“破坏”防疫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意大利作家保罗·乔尔达诺在《新冠时代的我们》一书中，以日记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改变，他描述道：“我们从未想过要为丢垃圾获得许可。我们从未想过要按照民防部的新闻简报来安排每一天的生活。”面对封城措施，他的一些约会被取消，另外一些则被自己“主动推迟”。从保罗的生活细节中，可以窥视“公共治理”的影子，既有领导者，也有个人的行为。
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在改善治理体系和提升治理能力上，都需要有公共治理的理念和过程，有公共治理的平台，让人们表达需求、表达智慧，反映权益、反映漏洞。这样真正有效的社会防控，也是我们在与新冠病毒“斗争”的两年中，应该学会的道理。
作者/毛寿龙 编辑/汪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