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成都递给世界的一张文化名片，“2021•第五届成都国际诗歌周”将于12月17日开启，本届主题为“世界时间上的李白与杜甫”。届时，国内外诗人将齐聚成都，共话诗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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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海报
在成都国际诗歌周开启之前，红星新闻以 《吉狄马加：期待伟大诗人书写这个时代不朽的诗篇》 《梁平：穿越千年，李杜诗歌仍是当代重要书写》 《朱镇豪：“蜀酒浓无敌” 成都诗酒文化得天独厚》 为题，做了相关专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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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才
今日（12月14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到成都诗人李永才，他通过对本届主题“世界时间上的李白与杜甫”的理解，表达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时间与空间视域下的李杜形象
在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上讨论李白和杜甫的形象，我深感力不从心。只想就自己涉猎的一些关于李杜的看法和说法，做一些罗列，就教于诗家。在今天这个事件此起彼伏的时代，文明戏剧性变化于瞬时，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个文明中各不相同，为此，评价一个诗人的形象与影响，必然要建立在更大的范围和更久远的时间维度上。讨论和评价李杜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将李白和杜甫并列起来，称为“李杜”。
李杜对诗坛及文人的影响都很大，不过可能各有侧重。在语言艺术上，李白可能更胜一筹，在思想内容上，杜甫可能更胜一筹。说到李白，人们会想到他的浪漫和豪迈，而提起杜甫，人们会想到他的苦难书写，对底层人民的悲悯情怀。在《唐诗三百首》（清代孙洙编）中，李白被收录了26首，杜甫被收录了34首，然而在《全唐诗》（清代彭定求等编）中，杜甫一共19卷，李白一共25卷。
李白在诗歌史上有崇高的地位，他将屈原开创的浪漫主义风格推向高峰，成为古代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为表现他的叛逆思想和豪放性格，为表现盛唐激昂的时代精神，他以火热的感情，神奇的想象，极大地拓展了浪漫主义的表现领域，丰富了浪漫主义表现手法，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
李白的诗歌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但受到同时代的贺知章、杜甫等诗人的盛赞，而且“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至贞观时诗集已家家有之，李诗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中晚唐的韩愈、孟郊、杜牧等，宋代的苏轼、陆游，明清的高启、龚自珍等无不受其影响。李白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更多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诗歌艺术成就。
杜甫诗歌更偏重现实主义，创造了大量现实主义诗歌作品，他的诗歌尊为“诗史”。杜甫曾经熟读儒家经典，一度参加科举考试，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在国家的动荡中，他与家人颠沛流离，历尽了人间疾苦。杜甫最伟大的诗篇都创作于逆境之中，创作于他落难之时。这些诗歌也是他自己贬谪或流浪的痛苦写照。
杜甫是一位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一位承前启后的诗人。他的格律、练字等对元白诗派、韩孟诗派、江西诗派等等有深远影响。杜甫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世界著名诗人。他所创作的诗歌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日本、韩国等一大批文学家、汉学家，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杜甫对世界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世界视域来看，18世纪末，法国耶稣会士钱德明（J.J.M.Amiot）最早将李白介绍到西方，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此后诗人索姆·詹尼斯（Soame Jenyns）、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以及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Authur Waley）、维特尔·宾纳（Witter Bynner）、斯蒂芬·欧文（Stephen Owen）都先后翻译了李白的诗作。除了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外，意大利语、俄语、罗马尼亚语、匈牙利语、阿尔巴尼亚语等同样有李白的译作，关于李白的批评研究文章也是层出不穷。李白被看作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诗人，其诗歌所具有的风格品貌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诗人本身也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
因此，李白不仅是作为一名诗人被西方世界所接受，他的人生经历及人格特征，他身上被后世所赋予的神话传说以及他的诗歌作品一起建构了李白的文化形象。李白在西方文化中因其诗歌而广受喜爱，同时还成为许多作家创作文学作品时的一个想象对象，比如英国诗人约翰·司各特（John Scott）作于1780年前后的长诗《李白；或者好官：一首中国牧歌》（“LiPo；or The Good Governor:A Chinese Eclogue”），其中就想象了一个与真实李白相差甚远的李白形象。西方诗人康拉德·艾肯（Conrad Aiken）同样以李白为主人公，写下了共十二章、四百二十四行的抒情长诗《李白来信》（“ALetter from LiPo”）。还有意象派后期的领袖艾米·洛厄尔（Amy Lowell）《汉风集》（Chinoiseries）中的《李太白》（“LiTaiPo”）和维特尔·宾纳的《致李白》（“ToLiPo”）等等。
从20世纪早期西方汉学家阿瑟·韦利的李白传到当代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欧文的李白研究，我们不仅能够发现这种想象，还能发现这种想象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斯蒂芬·欧文在《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827-860）》等几部专著中，将时代背景、诗人的创作以及同时代的其他诗人整合到一起，从多个角度勾勒了李白的形象。李白诗歌传入西方之初，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曾出现了一个非常流行的时期，堪称当时最受西方欢迎的中国诗人。李白喜爱描写人世的短暂、时光的易逝，这刚好迎合了西方世纪末的颓废心理，他们把他看作是一个真正的超脱世事的诗人，把他与拜伦、托夸脱·塔索等西方诗人相提并论。（熊晓霜：《从阿瑟·韦利到斯蒂芬·欧文：李白的西方形象》，《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杜甫最早被英语读者认知，可能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翟理斯的《中国诗英译》和亚瑟·威利的《中国诗歌170首》都收录了杜甫的诗歌。罗伯特·勃莱在《想起杜甫的诗》一诗中向杜甫致敬，是因为在美国诗人在寻求“新的诗歌可能性”时，杜甫给他们提供一种启发和范例。加里·斯奈德喜欢杜甫的《春望》，不是因为里边的爱国情怀，而是因为“国破山河在”表达了他自己的生态思想。
2021年4月，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导演并主持的单集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BBC播出，受到英国媒体和观众广泛欢迎。纪录片把杜甫与但丁、莎士比亚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认为他们是同样伟大的世界级诗人。莎士比亚比杜甫晚了八百多年，但丁也比杜甫晚了五百多年。“他们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判断树立了标杆”。纪录片在一种世界范围的时间概念下，阐释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其最早的诗歌甚至早于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杜甫的时代与英国史诗《贝奥武夫》差不多同时。在英国国家形成的源头时代，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国家繁荣发展和引领世界文明的时代。
海外汉学家眼中的李白既带有自身的烙印又折射了他们所身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当然，更重要的是，丰富了李白的形象。一千多年来，杜甫的诗持续引发中西方读者的共鸣。克尔·伍德表示，“对于中国人来说，杜甫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还是这个国家良知的守护者。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他对比的形象，一个体现了整个民族共同的道德情感的人。”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越来越丰富，以及几代汉学家的不懈努力，今天的西方学者可以在更加充实的材料和更加全面的认识上去接受中国文学。
我们今天讨论世界时间上的李白与杜甫，绝不仅仅是为了宣传中国文化，我们的目标要比这更加宏大，眼界也更加高远。我们的着眼点不是古代与历史，而是现在和当下。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正如克尔·伍德说，“我是文化交流的坚定信徒，坚信文化交流能促进不同民族互相理解，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偏见与误解。”中国的现代性有它独特的历史根源和文化缘由，从世界范围来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和传统的深厚就更为凸显。
李杜被视为中国人精神的代表，代表了古代中国的文化意义，代表了古典中国的现代传承。当代中国在飞速地变化，历史也在飞速地离去，但是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中国的文化精神，而这个精神可以追溯到唐朝的李杜，他们是中国人“真正情感和道德情操”的化身。当今中国已经深度融入世界，李杜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不仅在中国诗歌史上，更在世界文学领域开了先河。李杜精神的弘扬必将进一步影响和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红星新闻记者｜乔雪阳 曾琦
编辑｜段雪莹 图据受访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