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与时间中的《吾儿吾女》——基于齐泽克的哲学解读与王安忆的文学理论
文|庞惊涛
“在循环结构中，若干事件互为因果。”
斯洛文尼亚作家、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他的代表作《事件》中，为我们探讨了“事件”一词的概念，并以深入浅出的平易文字阐释了与“事件”相关的义理。鉴于他身上已有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最为耀眼的国际学术明星之一”和“黑格尔式的思想家”这两个耀眼的光环，他关于“事件”的阐释正在被广泛接受并援用，文学批评家用来作为小说中“事件”逻辑存在的理论依据也就变得非常容易理解了——因为大多数的小说都会安排至少一个事件。
“时间对我们来说始终是个压力，当头和尾都决定了的时候，中间如何度过，是我们一直要处理的事情。”在事件之外，作家王安忆则将小说创作的难点聚焦在“对时间的处理”上。她在《小说课堂》里，用了很多案例，来分析小说中的时间处理艺术。
在齐泽克的哲学解读和王安忆的文学理论里，“事件”和“时间”这两个音同却义别的词，各自指向了小说创作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法论。小说创作语境虽别，然而中西思想却完全可以汇通，齐泽克的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课堂和王安忆的复旦大学小说课堂借助于这种汇通，完成了对世界范围内的小说创作者的跨文化启发。
女作家袁远的长篇小说《吾儿吾女》以“小升初”政策调整这一“事件”为引子，带出了多个家庭在这一事件中的情绪和反应，平静而稳定的生活被打破，层出不穷、一环套一环的大小“事件”，在小说的时间线里循环而生，父母和孩子如何在矛盾里逐渐和解？“小升初”如何深刻影响中国的家庭生态？袁远精心设置了多个交错起伏的事件，并在小说的时间线里，一一揭开“天下父母”身心里隐秘的痛与爱。
似乎是巧合，也似乎是必然，袁远在《天下父母》的写作里，汲取了齐泽克关于“事件”的哲学解读营养，也遵从了王安忆关于“时间”处理艺术的文学理论。她以至轻至缓笔法写出了“天下父母”、“吾儿吾女”这个至难至重的主题，也以极精极巧架构完成了极繁极乱的事件铺陈与时间处理，使得她的小说创作更臻于主题的统一美和结构的成熟美。
对事件与时间处理的敏感性
对小说空间和时间中事件处理的敏感性，在袁远早期的中短篇小说里就有所体现。
中篇小说《一墙之隔》的空间围绕城市展开，时间大多发生在幽暗的夜间，而事件呢，正是一场事先不会张扬的抢劫。在这篇作品里，袁远写到了一个相貌英俊的抢劫者、一个失意的海归、海归的“悄悄变质”的女友、一个身兼美容师与雪茄小贩二重身份的女子，他们的生活在多个空间点上重叠、交叉，在多个时间段上同时游弋，他们是熟人、恋人、室友，彼此却并不知晓对方内心的底牌，更无人知晓命运的底牌。
这大约是袁远第一次成熟地架构事件和时间这两个小说最为重要的元素。但主题和笔法却不像是女性的，反而充满了男性的锋利和力量感。在创作谈里，袁远坦承：在过去的小说里，我尽力去写过人性中明暗交错的东西，去触碰过复杂的内心图景，以及被神秘力量暗中推动的命运。在这篇小说里，神秘力量也推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是相连的，也是相隔的。正因为相隔，所以人心打开缝隙的一刹那，是如此的美好。
然而，评论家对《一墙之隔》中的男性锋利并不认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姜飞在《亲仇一墙之隔》里，说袁远有“温婉的文字与软弱的内心”。姜飞认为，袁远总是不能直面残酷的细节，她应该突破善良女人式的温婉而笔锋锐利起来，这恰好是善良的作家袁远与恣肆的杰出作家袁远之间存在的距离，这个距离真是“一墙之隔”。
姜飞的评论里，勾连了袁远的长篇处女作《亲仇》。他想象袁远的写作会“破墙而逾”并没有发生，反而在《一墙之隔》里呈现出一定的锐利之后，退回到了《亲仇》的温婉与软弱。
《亲仇》写父母与子女在对抗中的爱意与退让，具有残酷中的忍耐与悲悯，确为一卷真切描绘中国家庭内部景观的细密图画。主题的沉重与事件的残酷，让至亲者至仇这个困扰着万千家庭的伦理学难题入木三分的同时，也让人为“亲仇”这个伦理问题的形成掩卷深思。姜飞的评论一语中的：生活的空间一旦长时间重合，亲与仇也就同蕴其中。袁远的编织，因为有了前面无数个中短篇打底，在《亲仇》里，就变得越来越成熟了。袁远借《亲仇》，显示了自己作为女作家对爱情、家庭和婚姻这些主题写作的敏感，并试图用小说中对事件的处理，来呼应读者、尤其是女读者的某种隐秘的阅读期待，她希望读者能从事件里获得经验，训练目光，长出智慧。
《亲仇》之后，《单身汉董进步》和《亲爱的婚姻》是两个可以互相阐释的中篇小说，直到《吾儿吾女》，她都在循着这条写作的主线，沉默而有力地掘进。
袁远从来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小说家或者小说风格的开拓者。这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其实一直在努力探入到“家”这个永恒话题的深层激流之中，探入到“家”的哲学和伦理中，探入到社会幽微的敏感内层里，去窥探“家”的深刻含义和父母亲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由《亲仇》而至《吾儿吾女》，她逐渐感到，有必要在小说中去记录逐渐形成的新观念和新世界，对固有的家庭范式及其亲人伦理带来的冲击波。
“事件”中的启发与反思
《亲仇》里的杜晓晗，一定有袁远自己的影子，但原型更有可能来自于她身边的女性朋友。因为读者“能够从对杜晓晗的叙述中读出更丰富、更真切的经验性内容”。这未必与作家的经历呼应，但一定与作家的同情相关。
“小升初”政策的大变，是袁远处理的第一个“事件”。不同的父母对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认知。按照齐泽克对事件“超出了原因的结果”和“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scheme）”的定义，米颖和小安以及宋丽华这三位“小升初”学生的母亲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和应对之策：米颖外示忙乱，而内里实则有着有条不紊的主张；小安娃娃气，应对事件几乎全无主见，丈夫金峰“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在“小升初”这个大事件里因为有他和小安“咆哮事件”与“掌掴事件”的家庭过往，所以在“小升初”的筹划上，两个人并不能算是齐心；宋丽华则是苦心经营、工于心计、处处投机，是大事件里看上去最精明而不吃亏的人。
虽然明知道她们面对的这个大事件终会解决，袁远却还是用了15个小节来铺陈三个母亲应对事件的详细过程，其目的当然是呈现大事件下、大城市中，天下父母纷然各异的教育生态以及随时改变个人命运的社会环境。她以“小升初”这个大事件作为小说的开篇，扣住了这个时代的天下父母都会遇到的热点和难点，使读者企图从中获得经验的想法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其中，也深藏着她对“父母”这个身份的焦虑与同情。毫无疑问，“都市是中心”，今天，都市里的父母面临的困扰空前地多，更何况大多数都市里的父母都是近一二十年间从农村转移进城市的。“进入中心的人们并不能立刻使自身成为中心的灵魂。都市成了新的‘围城’，它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却又吞噬一切，毁灭一切。”可以说，“小升初事件”是整个小说精心布局的循环事件的预章，它确立了这部小说“关怀、同情、理解”甚至悲悯的基调，无论是米颖、小安、还是宋丽华，她们对孩子“小升初”的重视与否、努力与否以及过程中的付出多少，都无可指责。
小说最残酷而逼近真实的事件，是任静和儿子陆枕涛围绕艺术特长画画发生的冲突、斗争与最终的和解。袁远选取的这个矛盾，在现实世界里普遍存在，但袁远在平静的叙述里却将这个矛盾事件写得惊心动魄。陆枕涛难以割舍画画这个爱好，掌握不好分寸影响了学习；并不宽和圆融的母亲任静强力武断隔离爱好，以使他回到正常的学习上来。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寸步不让的冲撞中，死亡的威胁浮上来，学的乐趣和生的勇气沉下去，事件中的细节触目惊心：周六，陆振涛上午做完作业，下午又坐到了画架前。一贯担心儿子因为兴趣爱好而耽误了学业的任静经过再次“交涉”无果后忍无可忍动起了手：“任静再不多说，一冲而起，把画架上的画一把扯下，扔到地上，双手把画架一提，要搬进她的卧室。”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陆枕涛伤心难过之下说出了“你不让我画画，我就去死”这样的狠话。这个时候，任静母亲加入，“一把搂住了外孙，叫着陆枕涛的小名，颤颤流下泪来：‘胡说！胡说！你胡说什么呀！莫吓我呀！’”老人加入任静母子这场“画画遭遇战”，袁远恰到好处地把控了三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的时间节点和细节。可是冲突的高潮还没来呢，情绪的转换或者升华如何呈现呢？好了，袁远在此时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一个小细节：“任静母亲一个‘哎呀’没说全乎，电话铃乍然响起。任静惊了一下，任静母亲也惊了一下。电话铃声又脆，又尖锐，震得整个客厅像是死了一般，任静忽然悲从中来，她和自己儿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以为电话铃声让矛盾缓冲呢，袁远却不，安排了大细节中的第二个小细节，让矛盾升级：“陆枕涛没接外婆递来的抽纸，身子一晃，人到了书桌前。错眼不见间，他手里握了一把美工小刀。错眼不见间，那刀片按在了他右手虎口上。”魂飞魄散的任静“欲上前夺下儿子手里的刀，哪有力气，双腿已不是腿了，舌头也不是舌头了。”细节在老太太栽倒在地和“她也栽倒在地”之后结束。在这样快节奏的叙事里，袁远不忘在急鼓繁弦里安排电话铃声和美工刀，基于对情节推动的合理与自然，这样的大细节套小细节，哪里是袁远有心设计，分明是细节自己找来。
从上面这个细节里，可以看出袁远的另一个功夫，即对人物心理、情态和语言的逼肖募写。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创作课，“强调最多的一点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任静的心理、情态和语言，陆枕涛的心理、情态和语言，包括老太太的心理、情态和语言，正是“贴到人物来写”的精妙之笔。《吾儿吾女》中，这样的精妙之笔还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的心理、情态和语言，都和他们的身份高度吻合，极具神韵。
而更让人不能呼吸的，是亲子关系的彻底崩溃，谁说袁远的叙事没有锐度？在《吾儿吾女》的“事件”设置里，这是不多的“血淋淋”的悲剧式书写。尽管，袁远最终将这对母子从亲子关系即将崩溃的悬崖里拉了回来，但谁也不能否认，客观存在了的死亡冲突，让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亲子关系的脆弱捏一把汗，并为之心生恐惧。袁远不会在小说里给身在同样困境的父母一个改善的良方，因为这方法其实并不存在，但他们大抵可以从这个事件里得到启发、反思甚至教训，作为小说，这就够了。
而最让人荡气回肠、一念三叹的事件，是“问题学生”林逐月进特殊学校。离了婚的父母很难得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统一战线，足见林逐月问题的严重性。袁远不惜笔墨细致呈现出来的林逐月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和警示性已经不重要了，她想在这个事件上尽可能地表达自己一种为人父母的态度，这种态度无关对错，只是需要深入到问题学生的内心里去，深入到现实里去，让问题最后的解决既顺理成章又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所以父亲送进去，最后母亲放出来，都让袁远摆布得合情合理，而“问题学生”会变好吗？小说不负责提供最终的答案，事件到这里，像掀起的巨浪最后慢慢静下来成为一汪细细的流水，林逐月和她的父母，都要回到日常。
被压缩了的“时间”
“事件”说完，再回到“时间”这个问题上。
王安忆说：“时间对于戏剧是个显性的任务”，因为它需要考虑“如何将一个晚上度过去”。我觉得长篇小说也如此，把小说的“长度”填满，最重要的就是处理时间的问题。所有的“事件”都会得到解决，所有的矛盾都会缓解。在《吾儿吾女》里，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所有的父母都会变老，问题是，读者要的是这个充满趣味或者惊险的过程，过程就是时间，“小说的时间”不是自然时间，因此，时间的处理，也是小说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吾儿吾女》的时间线，起于“小升初”政策公布前夕，收束于即将进入初三的初二下学期，这样的时间安排颇具小说家的匠心。袁远显然不能在一部小说里，安排进“小升初”和“初升高”这两个重要的时间，“小升初”的过渡像一场战役，带出了各色父母和各色孩子。一个浪头过去，便是初一初二两个年度里，看似平静实则波澜不止的日常。前面的浪头不过是日常的铺垫，日常里才装得下那么多生活的经络，一家又一家，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小说的交叉叙事里，时间在缓慢而有节奏地行走，一天、一周、一月、一学期、一学年，然后再两学年，看着进入初三、面临中考这一大事件，小说却突然收束，时间停止，人物谢幕，未来无穷的想象，只得交给小说外的“自然时间”了。
到这里，小说的时间与自然的时间界限尚在，但读者似乎已经分不清时间的虚与实，其实虚虚实实又有什么重要呢，“事件”的长度或长或短，人物的面貌或浓或淡，小说的思想或浅或深，都围绕着时间展开了就好，细节、情节、思想、人物性格等等，都在服务于“天下父母”与“吾儿吾女”这个内涵就好。袁远遵守着时间对小说容量的限制，把“不可叙述的转换为可叙述”的，将现实中冗长的自然时间，经过有意义的规划，压缩到小说的时间长度里，那些无用的时间便被淘汰和过滤。从“三月的帛州平原”开始，我们看到了时间的线头，到“十月中旬的周六”，再到“雾气越发地重了”的秋冬之交，进入银杏叶落的十二月上旬，再进入“元宵节过后”，又是一个春天，然后“清明时节雨纷纷”，到“夏日的黄昏”，时间行走的路径，在小说里是清晰的，却也是被压缩了的，无数个家庭、无数对父母、无数个孩子，都在这压缩的时间里，逐渐走出剑拔弩张的关系，时间的容量足够坚实地撑起小说的过程，小说家到这里“功成身退”，却不忘在第31节里埋下自己对小说时间处理的技巧：“时间这个东西，既快又慢。慢的时候，千篇一律的日子仿佛永无尽头；快呢，弹指一挥间。”
对时间的处理，除了前述的小说时间和自然时间的“内外穿插”之外，还有小说时间中的“前呼后应”：袁远试图在一对有呼应的的时间里写出人物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照见他们千回百转的心思流转以及瞬息万变的世态人情，让人感同身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