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一束朋友送来的鲜花
走过十字路口
走过小贩与烧烤摊
遇见一家书店，就
找个地方坐下来
两年前的一个夏夜，写下这首诗的刘大风（化名）没想到，两年后，他真的开了一家书店。
没想到的事还很多：比如，书店位于四川成都安居街；比如，书店里，唯有诗歌。
浮于野书店
今年2月14日，只卖诗歌的浮于野书店正式开店。“大概淘了四百本诗集，古今中外每人一本，主要是20世纪以后的诗人。”
只卖诗集，能否长存？对此，刘大风称，开店21天共有近500位顾客光顾，营业额共约1万1千元。然而，他不乏顾虑，“很多朋友、很多诗歌爱好者都在支持，可能并没有体现书店正常的营业能力，后期还要看……”
浮于野书店内
成都，阳光充沛。推开浮于野书店的大门，七十平米左右的店内，满目皆诗。荷马、屈原，维吉尔、杜甫、史蒂文斯、穆旦……应有尽有。
书店门口的卡座上，一个戴耳机的男孩正埋头看书。店内安静，只有两位顾客：一个戴棒球帽的中年人举着手机拍视频，另一个小伙子正伏案阅读。
“你怎么知道这家书店的呢？”中年人问红星新闻记者，却自顾自地回答，“我是看了篇推文，还留言说想当店长。我也读诗。”
“我们那天还聊着，一年打算亏多少。本来我自己想做一个类似的书店。”说这话的是那个伏案看书的小伙子，笑容随和。他称自己一年前留学归来，平时写诗。此前他和刘大风素不相识，到店看书，聊得投机。他合起书页，那是来自卡明斯基的诗集。诗人早已不再年轻，却有着一张娃娃脸。此刻，他的诗句穿越时间和空间，定格在中国成都安居街的这家书店。
刘大风
下午4点半，刘大风出现了。他中等个头，中分、戴眼镜，黑毛衣上套件蓝背心，嚼着口香糖，一口普通话滔滔不绝。
“能拍视频吗？”红星新闻记者问。
“不要拍吧，”他犹豫了一下，笑道，“可以给你发照片，看不出来是谁的那种。”
“我是个文艺青年，但是个很‘卷’的文艺青年。”刘大风笑着解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公司职员。公司优渥的待遇，让他免于书店8千元月租的后顾之忧。
他不喜欢别人叫他书店老板，更习惯被称作书店的“主理人”。
“做这个书店首先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它让我目前的生活能够持续下去，让我能继续打工，还能继续读、继续写。”刘大风说，浮于野的名字，源于法文FLÂNEUR，即本雅明所言的“漫游者”“游荡者”。在刘大风看来，所谓“游荡者”，“生活方式比较特别，可能不安于现状、可能不太过得了非常固定的生活，有一些精神追求。”
浮于野书店内
开书店的事，于刘大风而言，“像个不置可否又略带羞耻的秘密藏在心里，去年就谈得比较多了，反复唠叨近于祥林嫂。”
在他的想象中，“在入夜以后，酣畅淋漓地吃完一顿爆香的火锅或者串儿，离开略显闹腾的玉林西路，树荫变浓，路灯变暗，在一堆冷清的采耳店、小五金、防水材料店中间，有一家开着暖灯的书店，里面可能有一群人正在谈论康德。”
刘大风是内江人，他自称“小镇古惑仔、预备做题家”，他回忆，自己读着《意林》《读者》长大，“其实挺感谢这些东西，在那个偏远的小县城，那些晦暗封闭的年月，喝下这么多营养过剩的鸡汤，很可能，是我如今无可救药的乐观情结的源头。”
在刘大风看来，成都是最适宜书店生存的城市。柔软、包容、丰沛，“成都肯定能让浮于野活下去。”说这话时，他语气笃定。
浮于野书店内
读诗的人们，带来花朵。“多肉是孩子送的，水仙来自一位鲜花连锁老板，茶艺师带来的花篮已经枯掉，剩下的分出来插在小花瓶里，书桌上那些就是。”
刘大风希望，浮于野“门前的绿植会在春暖时节开花，希望它能听见夏日午后蝉鸣，让成都柔软秋夜的晚风穿堂而过，在一些落雪的隆冬之夜迎接那些独行的漫游者，希望它能经历下一个四季，希望它能活很多年。”
红星新闻记者 彭莉
编辑 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