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新书《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出版

杨帆，男，汉族，1978年生，四川宜宾人。2006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13年、2016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书法专业，获艺术学硕士、博士学位，导师徐利明教授；2017年入四川大学考古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黄宗贤教授。2006年至2016年在宜宾学院任教，历任助教、讲师。2016年至今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任教，历任特聘副研究员、副教授，本科、硕士生导师，书法研究所执行所长。

杨帆

作品与论文曾在中国书协主办的展赛中获奖4次，入选14次。发表学术论文、作品50余篇，其中C级以上期刊15篇。印学论文参加西泠印社国际学术研讨会8次。主持国家艺术基金1项，教育部社科基金1项，全国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四川省社科基金2项。

内 页 欣 赏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徐利明为该书作序：

作为研究清乾嘉时期书法创作之成果，吾弟杨帆之博士论文《清乾嘉时期的“〈说文〉学”与篆书创作》可谓一部里程碑式著作。而其论文选题之设定，又缘于吾所设立之“书法创作理论”之博士生研究方向。此文之成功，正可体现其学术思维之敏锐，学术功底之扎实。予对博士生之要求，强调培养其问题意识，并着力加以引导。而对学位论文要求有三：或发前人所未发，即填补空白；或推翻旧说，创立新说；或对前人之成论有所补益，而尤其看重前二者。此文三者兼得，甚具独到处与学术价值，其在当代书学研究中之地位必当日益彰显。

清代乾嘉时期，是金石学、文字学以至相关考据学蔚为风气之时，“《说文》学”则是此学问之基础功夫。其功力深浅，乃是检验当时学人之学问根基之试金石。而书法与金石文字之学，正有着天生难解难分之关系。故不仅对其专门家而言，即对书法家尤其是热衷于篆书者，“《说文》学”亦是平生重要功课。因此杨帆弟以其时“《说文》学”风气之考察，作为研究其时篆书风尚及其成就之起点与依据，实为智者作为。该文亦由此占据学术高度。当然，难度亦同时呈现。作者于金石文字考据学问之钻研，并旁及训诂、音韵等相关学问。综合其在书法、篆刻艺术史论研究之积累，及篆书、篆刻艺术创作之切身体会与经验，得以纵横捭阖，游刃于艺术与考据之间，此乃两种思维方式与理念之并举与互参，故其所得，亦超乎往昔之研究者，至为可贵！

纵观历来耽于考据之学者，一般皆不善书。因其长年养成考据之习，不自觉间束缚其审美之想象力。又由于斤斤计较于所谓笔笔有出处，故作书时则难以迸发激情与灵感。邓石如以篆隶书法活跃其时，尤其深研汉碑额篆，以之变钱坫之流所标榜之玉箸古法而为新体。清末康南海赞之曰：“完白既出之后，三尺竖童仅解操笔，皆能为篆”。在当时真具革命性之历史意义也！然邓氏当时却常蒙乾嘉学者之讥评。今日杨帆弟之论文，对乾嘉时期“《说文》学”之成就及其对当时篆书艺术之影响，以史学立场、艺术学眼光，参之以金石考据学之手段，给予客观公允之评议，出于独立思考之独到见解与发现叠出，成就此篇具真知灼见之大文，为乾嘉时期书法之研究开一新生面。

值此著即将付梓之际，遵嘱为缀数语于其前，聊为序也。辛丑夏，徐利明于南京。

杨帆后记：

立足《说文》学研究清代篆书艺术的想法和实践，始于二〇一四年。那时写过一些相关的单篇论文，但没有系统。直到读博期间，才把它确定为选题，集中精力深入展开研究。博士毕业以后执教四川大学期间，又以此为基础，历经多次修改，这才有了这本拙著今天的模样。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徐利明教授的悉心指导。余二〇一一年忝列昉庐师之门，自硕士而博士，是我学业生涯中最幸之事。师之于余，有褒奖，也有批评，有嘉勉，也有谆诫。昉庐师“各体与篆刻全能，巨制与小品兼工、见识与功力并进”的教学思想，对我影响至深。期间赴安徽大学，拜访黄德宽教授，黄先生指示当代书法之弊在于过甚关注审美和摹仿，书家写篆要符合古文字的书写习惯，则当知文字流变，若能理清《说文》学与篆书创作之渊源，便能做得很有内涵。侯开嘉教授亦以为此研究具有较大的前瞻性，并提出诸多宝贵意见，都使我深受教益。

研究欲出真知，既要博览群籍以为史料支撑，亦要宁静的环境，以为写作之绵绵绳绳。当日创稿之时，常杜门谢客，少有游宴。我习惯白天写作，晚上思考，写成一节，修整一两日，修整亦思考也。初夏的夜晚，常常背着小女杨甍的轮滑工具，徒步过岷江边的城墙小道，陪她在三江（岷江、金沙江、长江）交汇处的合江门学轮滑，广场穿梭的她，偶尔过来和翻阅论文资料的我逗趣。有时，我们一起爬家门背后的真武山，并过翠屏山，她喜欢去革命英雄赵一曼纪念馆旁的水池边喂金鱼，我则坐于侧，思考下一步的写作格局。冬日的夜晚，在院落间与小伙伴玩游戏的她，亦常大呼我下楼，陪她跳绳、拍气球、玩滑板车。女儿那时四岁，正享受着成长的乐趣，亦见证了本文从无到有的过程，也是我所有写作灵感的重要源泉。

讨论乾嘉时期篆书创作之成果与得失，其真意，在于为今日书法创作提供更多历史的历史经验和理论上的资鉴。学术研究与创作实践，本是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当然，纯粹的史料考证又当除外，但此非本研究之惟一旨趣。创作理论的阐发，既需要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为基础，也需要有个人创作经验的积累为印证，其理论方能显其实际价值。故常于写成某章某节之时，或书半日，或书一日以为乐，且所书又以籀篆为主。将前辈大家的精神融入笔端，其书雅驯有度，将书写之体会复融入书中相关之讨论，其论少有隔靴搔痒之弊。研究证明，晚清以来鼎铭书法兴起后，某些大家对“斯冰”篆书大肆批评的妄语，确属偏见，邓石如若没有十余年沉潜斯冰的工力，其篆书也断然不能大创之。

当日之论文评审，除请了母校南京艺术学院的几位先生外，还聘请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尉天池教授、王星琦教授。专家们对论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几点中肯的意见。自以此文为基础申报获得教育部社科规划课题立项之后，其修改尽量参考了这些意见。今年春，笔者将修改稿交付出版，得到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编辑潘肖蔷等老师为落实拙著出版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感谢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各位工作人员，使我能翻阅到各类原本资料。感谢刘元堂兄、李贤年兄、吴怀民兄等对拙文写作的帮助。台湾东华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廖勗辰同学助我整理部分《说文》异体，顺此谢忱。感谢我的父母和爱人吕志秋，他们的辛劳付出使能有更多的时间投入研究。徐利明教授、侯开嘉教授不仅对我鼓励有加，还分别为拙著撰写了《序言》。对于他们的指教、关怀与帮助，在此奉上笔者最诚挚的感谢。

辛丑秋深，杨帆记于讽籀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