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杨潇，是在成都的第七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上。瘦瘦高高的他穿着一件绿色的风衣，站在台上腼腆地接过了因《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获得的“非虚构作品奖”证书。
在成为一名作家之前，杨潇曾做了十年特稿记者，先后采访过昂山素季、石原慎太郎、桑德尔……媒体同行们不吝于夸赞他出色，许知远甚至称他是“中国这一代最好的记者”。
如果说特稿写作经验是杨潇创作的基石，那么“行走经验”就是他写作的养料。在还是记者时，杨潇就经常依靠下楼暴走寻找写作灵感；开始非虚构创作后，杨潇更是一股脑迈向了长途徒步旅行：2018年，杨潇重走了1938年西南联大西迁路，以徒步为主跨越三省1600公里穿过西南腹地，之后他将这次旅行的记录写成了书，也就是这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以下简称《重走》）。
杨潇/图据受访者
正如当时评委对他的颁奖词所总结的那样——“丰富的媒体工作经历和在世界各地的行走经验，是支撑杨潇非虚构写作最实在的养料和底气。”对于杨潇来说，“在行走中观察”“在行走中写作”似乎已经自然镶嵌在他的生活中，当他行走于世间，仿佛浸泡在属于他的非虚构创作资源库中。
近日，杨潇接受了红星新文化记者的专访，谈及从媒体人到“非虚构”的角色变化，创作历程以及他心中的“非虚构写作”。
一
“我本来以为我会做一辈子记者的。”回忆自己十年的媒体经历，杨潇无不感慨，2004年刚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时，他如愿进入了南方报业，“那会儿南方报业对毕业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是最受欢迎的雇主企业之一——其他同列的都是宝洁、‘四大’之类的外企。”
杨潇/图据受访者
但日益变化的媒介环境让杨潇很快感到了不适应，因为特稿文章需要发布到网络平台，“如何创作一篇10万+的稿件”成为了特稿选题的首要指南。杨潇认为，此时的特稿写作，无论是从寻找选题上，还是在写作方式上，都只是在盲目地追求写一篇“悬念丛生”的稿件，“如果你费尽心思写一篇稿件发在微信上，阅读量只有2000，确实会很受打击。所以写稿的逻辑就变成了需要倾向于故事性特别强的、有‘爆点’的选题。只是‘希望得到广泛传播’。”
从媒体辞职、成为作家，让杨潇感到写作的自由与快乐，“我离开媒体，就是不愿意再受限于10万+的逻辑，这个逻辑的维度太单一。”他拿《重走》举例，“你拿我这本书的任何一篇放在网上，都是很难有极大范围的传播。但是，当你把这些文章合成一个整体，它有了一个完整的叙事线，就无需再受限于10万+逻辑。此外，我也可以不再管稿子的字数限制，比如说《重走》里长沙的部分写了10万字，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细节我都放进去了，这在媒体里是不可能的。”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图据出版社
这本让杨潇受到极大关注的《重走》，也是在杨潇彻底离开媒体后偶然间开始的创作。那年36岁的他，突然从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来，迷茫之中觉得自己迫切需要一个安身立命的东西——他急切地想要寻找一些选题来写作。
杨潇首先想到的是关于铁路的选题。他曾经写过一篇《坐火车横越美国》，记录了自己在美国搭乘长途列车，行驶3924公里，沿途所看到的风景、遇到的人，以及相关的美国铁路历史，“当时这篇文章反响还不错，所以我本来准备重走一下成昆铁路，我做了很多很详细的攻略，比如说怎么穿行老轨道？火车突然来了怎么办？沿途有哪些大站小站？结果开始这个计划时，我在长沙出现了一个多礼拜的空档，偶然间发现了这一条‘西南联大之路’。”
杨潇背上背包，重走“湘黔旅行团”之路/图据受访者
当杨潇翻阅西南联大学子的日记时，一下子就被其中的故事深深吸引。他想知道，这些年轻人为何上路？他们遇到了什么？这次旅行又带给了他们什么？于是，2018年，杨潇丢掉了他的“铁路选题”，背着一个45升的登山包，从长沙出发，以徒步的方式开始了41天的行走，他希望在某种意义上“复刻”这个被后人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三条路线中的一段。
这一趟旅行是偶然的，更是未知的。“开始走的时候，你并不知道它能产生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人、能不能碰到有意思的事，甚至于我能不能找到相关的遗址，我都不知道，我只能先不管结果上路去找。”
鹅翅膀桥以下即当年的湘黔官道/图据受访者
“在重走的过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县城的时间流动是不一样的。我也在重走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生动的人，经常会有人直接邀请你去家里吃饭、交谈。”让杨潇印象深刻的，是去贵州清溪时遇到的那位“黑夹克”江哥。当时，江哥一听杨潇要去看清溪的城墙，不仅骑着摩托带着他四处游览，还拉着杨潇去自家开的川菜馆吃干锅鸭和喝酒，与他讲清溪的老故事。吃完饭，江哥非要留他住下来，说晚上烧狗肉吃，第二天再带他好好转转，江哥说，“外面的人来这里，是人家看得起！全世界七十多亿人，能见一面，不是缘分是什么？”这让天性疏离的杨潇既感到温暖，又感到盛情难却的压力。
要在旅行中兼顾写作，必定是艰苦的，杨潇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行走赶路，在这个过程中，累积下来了大量的写作资料。这让他明白，“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其实是作者的耐心，“因为有大量的素材和历史资料需要整理。特别是一些民国的老旧档案、微缩胶片、电子资料，你需要一点一点誊写到自己的文档上面。这是一个看起来很笨且很繁杂的过程，你不能找人帮忙，因为要加深印象的话，你只有自己去‘萃取’。”
可能是当初做新闻人时留下的职业习惯，一开始写作状态好的时候，杨潇恨不得能写得再快一点，但他很快意识到，如今写的是一本“大部头”的书籍，需要他沉下心来慢慢打磨。“光写我就写了小一年左右，我不停告诉自己，‘要耐心，要慢一点’。期间会有各种情绪相伴，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写得挺好的，就赶紧提醒自己不要飘；有时候又觉得自己写得太差了，只能安慰自己说‘你写的是一本书，不要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最后我写了46万字，又经过耐心梳理后，删到41万字。”
二
杨潇目前正在创作的最新非虚构作品，是一部关于德国20世纪历史的书。
10年前，还是记者的杨潇参与了一个中德媒体使者交流计划，在德国待了3个月。那一次的访学经历，让杨潇对德国20世纪历史博物馆产生了极大兴趣。“德国博物馆有很多种类，其中很多都很有意思，比如我去过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博物馆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对于德国来说，20世纪历史很特殊，说它黑暗也好，丰富也好，总之我觉得这些史料需要人来梳理。”
访学经历，在杨潇心中埋下了一颗“以博物馆为线索，书写德国20世纪历史”的种子。回国后，只要发现了关于德国20世纪历史的相关资料，他都会想尽办法买到或者找到电子版。
查阅资料的杨潇/图据受访者
但“行走”仍然是杨潇创作非虚构作品必不可少的部分。
2019年，借助另一个项目基金的支持，杨潇再次前往德国造访各个博物馆，在德国生活了40余天。“我想看看德国人在博物馆策展上，如何面对自己国家不那么愉快的历史。”杨潇这样介绍这个选题的意义，“如今我们谈起20世纪的德国，总是把它和日本进行对比，并站在一个‘表扬’的角度来说，总是觉得德国敢于直面自己那一段黑暗的历史。但是如果细想一下，你会觉得有很多疑问：它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它是如何从一个法西斯国家成为如今的‘认错典范’？”
杨潇被这些问题深深吸引，他说，如果以前大家对于“德国面对自己国家黑暗历史”是一个比较粗线条的认知，那么他希望能把这个分辨率提高一点，“我想弄清楚，到底是哪些制度，哪些因素，哪些历史变化，甚至于哪些代际的变化，促成了这么一个情况。”
如今关于以德国博物馆为线索的非虚构文章，已经被零星发表在部分文学平台上。相比于那些已经被人们津津乐道已久的德国著名历史事件，更让杨潇感兴趣的，似乎是那些被“已知”所遮蔽的东西。比如今年9月刚发表的非虚构作品《山中的希特勒》，就是他在当年的德国之行中，特意前往阿尔卑斯山深处的上萨尔茨堡山（Obersalzberg）——这个曾一度被规划为纳粹德国在末日临近时“最后根据地”的地方，寻找关于希特勒的故事。他以自己的视角为读者呈现出希特勒的形象：“他左手握拳，右手高举纳粹万字旗，一只鹰从他头顶俯冲下来，鹰的背后烈日灼目……图调得锐度很高，连同希特勒瞪着你的眼神，凶煞翻倍……”
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恩斯特·哈尼施教授曾说，“希特勒一手握着萨尔茨堡，一手控制着奥斯维辛。前者是景色秀丽的度假胜地，后者如同死亡工厂，催生了无尽的恐怖。”地狱般的奥斯维辛恶名远扬，天堂般的萨尔茨堡却羞于展示自身与纳粹政权的联系。而杨潇的到来，似乎是用自己的脚步和文字，于阿尔卑斯山迷雾中将埋藏于此处的历史故事娓娓道出。
通往“鹰巢”的汽车站指示牌。图据图虫创意
这部已经筹备了10年的关于德国历史的非虚构作品，对于杨潇来说，不仅在写作情感上与《重走》很不一样，同时也带来了新的困难，“《重走》中的很多素材，是真的觉得和自己生命紧密相关的，所以我会有很多觉得很感慨的东西；但我现在写的这本，毕竟是国外的事，我只是觉得‘它很有意思’，但暂时还没有感受到像《重走》那样的‘贴近生命’般的热情和激情。这是我面临的现实情况，也是我在接下来的创作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他笑言，“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明年初能写个大概吧。”
三
如何在写作中将“虚构”与“非虚构”交织在一起，是许多非虚构作者所面临的创作困境，但这一点对于写了十年特稿的杨潇来说，早已成为他十分熟悉的写作模式。“《重走》中有许多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叙事，包括我接下来的这本关于德国历史的非虚构作品也是。之前许多人问我，这是怎么做到的？其实这对于一个特稿记者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无论是交错叙事也好，重建场景也好，还是运用一点文学性手法表达虚构部分也好，这是我当初写特稿时一直在做的事。非虚构创作是我特稿的延续。”
杨潇在南岳寻找联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停云楼”/图据受访者
在国内的文学创作市场中，相比于虚构作品，非虚构作品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选题广度上，都难以望之项背。提及国内文学创作体裁的倾斜，杨潇感叹道：“当下谈论非虚构写作的人很多，但真正动笔的人少之又少。”
“一个好的非虚构文本，选题固然重要，但一定得需要公共性、思想性和启发性。”杨潇认为，虚构与非虚构在创作层面上区别很大——虚构是私人的生命体验，而非虚构却是自带公共性，必须得与社会公共话题发生共振，才能显示出这篇作品的意义，“如果一篇非虚构作品连公共性都没有了，我觉得它甚至都不能被称之为一个‘选题’。”
在杨潇看来，对于一篇合格的非虚构作品来说，无论主题人物或故事是什么，它背后一定需要有一个重要的议题，“比如说美国作家何伟（彼得·海斯勒）写的《江城》，看起来写的是一个小小的涪陵，但正因为他写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节点上，那么他这篇作品就是有很强的公共性的。还有美国作家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是讲环境保护的。这些都是对人类很重要的选题。”
何伟（彼得·海斯勒）的非虚构作品《江城》
“选题太局限，这是现在国内非虚构创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杨潇认为，国内非虚构作品往往“实践内容”太少，而“文学描写”“历史梳理”等等内容相对偏多，“比如说我这本《重走》也是一样，1/3写现实，2/3写的都是历史，所以它也在向‘旅行文学’‘历史材料’倾斜。可能是因为非虚构写作需要作者下很大的决心、投入很大的精力，比如说《重走》这本书，我需要行走那么远的路。这导致许多作者放弃了，转而去创作更加‘个人’的虚构小说。”
但是，相比于虚构作品，非虚构有它自己难能可贵之处。在杨潇看来，非虚构最大的价值就是“真实”，这也是杨潇对自己作品提出的要求——处处有信源、信息有出处。“我需要百分百真实，因为这是与读者的预期相关的。”
杨潇结合虚构小说解释道，“当一个读者面对‘虚构作品’和‘非虚构作品’时，他对故事的戏剧性程度预期是不一致的。如果你知道这是一个非虚构作品，你的期待就不会太高，如果它达到了一定的戏剧程度，读者就会感叹‘天呐居然有这种事？’”这既是非虚构作品创作的容易之处，也是困难之处：容易在于它不需要达到小说一样极致的戏剧程度，就可以满足读者；困难之处在于无法编造，似乎只能“看天吃饭”，等待事情发生后按照逻辑还原它。
“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参与进非虚构创作中来。”杨潇说，“国内原创小说中，80后、90后作者已经都很厉害了，但非虚构作者却很少。比如说我这次来成都，我就觉得在成都有很多重要的历史故事值得作者挖掘、书写。”他笑着举例，比如说成都的华西坝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不过不一定是我来写，我希望有人来写。”
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实习记者 毛渝川 编辑 蒋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