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和实绩作为重要考核内容，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
在2013年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上述重要讲话。
当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以GDP增速论英雄，更不能为了经济增长不顾质量效益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后果。据红星新闻记者不完全梳理，已有包括福建、浙江、海南、广东等省份的数十个区市正在进行试点探索。在此之下，如何更好地走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系统发展的新路径？
改革道路上，一些新的突破口正在显现。
GDP走过数十年
该走向提高发展质量了
GDP指标，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最直接的“显示屏”。
1985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第七个年头，也是从那时起中国开始精准核算GDP。如今，各个省区市提交GDP成绩单大考已走过37年。可以说，GDP数值曲线记录了改革开放至今的经济腾飞过程。
“在过去，中国特别看中GDP指标增速有一定必然性，因为无论是与历史同期相比，还是和别的城市乃至国家相比，衡量发展水平最简洁的方式，就是GDP指数。”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贾康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指出，前期我们要做大“蛋糕”追求发展，就不得不强调进入超常增长态势的阶段，这是倚重GDP指标的一种必然。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家贾康
事实的确如此。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9月发布的《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过去十年，我国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2013-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2.6%和发展中经济体3.7%的平均增长水平；同期，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
但当发展进一步升级，总量已经做大的时候，贾康认为，就要追求更可持续的高质量经济发展。他指出，在不断革新的经济格局下，只追求GDP绝对数字的增加，仅以GDP增长多少论英雄，显然不再是衡量一座城市发展好坏、干部尽职与否的唯一标准。
具体的经济增速目标，也同样未写入去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当中。对此，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胡祖才在去年3月召开的关于“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将GDP作为主要指标予以保留，同时将指标值设定为年均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各年度视情提出”，这种表述方式在五年规划史上还是首次。
GDP这一历来最具综合性、最受关注的经济指标，为何不再设置“标准线”？贾康解释称，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再追求GDP，而是不再只追求GDP。贾康指出，当下所设定的“十四五”目标，实际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内在速度，强调更注重追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没有设置具体增速目标，只是没有直接点破增速年平均量值，但我们依旧设定了经过十五年发展，中国全年人均GDP要再翻一番的目标。”贾康表示，之所以规划中没有具体增速目标，就是要把重心放在提高发展质量上。
数十城“跳出传统的GDP考核”之后
胡祖才在上述新闻发布会中强调，我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不能简单以GDP增速论英雄，更不能为了经济增长不顾质量效益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后果。
实际上，打破以GDP为核心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和理念，已能在不少省区市的经济改革发展中可见一斑。据红星新闻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中国已有包括湖南、贵州、浙江、福建、广东、深圳、海南等省份的数十个市县跳出了传统的GDP考核方式。
早在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根据主体功能区定位，就已对浙江丽水作出了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的决定。作为浙江的“后花园”、华东的生态屏障、国家生态示范区的丽水，当地对其的考核导向由注重经济总量、增长速度，转变为注重发展质量、生态环境和民生改善。
2014年，贵州省也决定对江口等10个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不再进行GDP考核，相关测评办法增加对生态环境保护、现代高效农业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和权重。到2020年，贵州省再次明确，在江口等5个县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取消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速考核，将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总量变化情况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体系，重点考核生态产品供给、生态环境质量提升、生态功能保护成效等。
此外，福建省也在2014年取消了当地34个县（市）的GDP考核，并实行农业优先和生态保护优先的绩效考评方式；海南省也自2018年起实施《海南省市县发展综合考核评价暂行办法》，对保亭、陵水、乐东等12个市县的GDP、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取消考核。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资料图） 图据新华网
取消GDP考核，增加对生态、农业、环境等内容的评价体系，是这些城市新考核的共性特征。对此，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指出，出现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我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这更加强调我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包容性和均衡性。在此过程中，自然会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民生改善、绿色转型等方面。
在温彬看来，这些先行区域从单纯的用GDP增速来衡量发展水平，转变成一个更加多元的考核渠道，其设定的标准更加符合我国发展的新阶段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贾康也认为，GDP指标的评判，应当要有经济效益的指标加持，这就包括结构优化的指标，提升改进的指标，生态环境保护的指标。而上述取消GDP考核之城，从共性上看也均在追求经济增速的同时，探索绿色发展理念的新政绩观。
去年12月，《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发布，其中提到碳排放控制走在全国前列，有条件的地区或行业碳排放率先达峰，支持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县逐步取消GDP考核。其中还提出：下一步广东将完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考核体系，突出污染防治攻坚成效、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考核，加强考核结果应用，将考核结果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任用和奖惩、专项资金支持的重要依据。
“要清楚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非只追求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目标的达成。”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向红星新闻表示，新的发展格局下，城市不能再只为追求GDP这一单个目标竭泽而渔，而是要求平衡发展，实现系统性的总体向前。
取消或淡化GDP考核
依旧保持着增长率
在白明看来，取消GDP考核，不是不再看GDP，而是不再只看GDP，也并不意味着要放弃经济发展，而是要探索出立足自己定位发展的新“王牌”。贾康也认为，更为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一定带有更综合的要求，“不能光看速度，还要看质量，要看到经济结构的优化改良。”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 受访者供图
反观取消GDP考核试点的城市，这样的成功探索似乎已经走在路上。如在经济特区深圳，建立于2011年的大鹏新区，就是一个停止考核GDP的行政区，这在以经济增速闻名全国的深圳，无疑是一股新风尚。
跳出GDP考核，大鹏新区亦同样摸索出了自己的发展“王牌”：绿色经济。根据大鹏新区的官网介绍，大鹏新区位于深圳东南部，三面环海，东临大亚湾，遥望香港新界，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战略节点。作为深圳的绿肺和后花园，大鹏新区森林覆盖率76%，野生植物种类占深圳市的70%。也是基于如此优良的生态环境，从建区之初，深圳便将大鹏定位为生态特区，当地222平方公里土地被划入生态控制线范围，占全区陆域面积的73.5%，生态控制面积接近全市的1/4。
在“生态控制区”、“核电安全区”、“高压走廊区”、“油气设施安全区”、“水资源保护区”的特殊格局下，大鹏新区财政局的一位负责人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如果按照通行的GDP评价方式，大鹏新区经济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但这种牺牲是有必要的。”
为了实现新区保护优先，在此基础上实现发展的政策定位，几年间，大鹏新区为了保护环境已淘汰大约169家产能落后的企业。但为了确保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大鹏新区又同时引入了文化旅游、医疗等新产业。“短期来看没有给我们带来很高的GDP增速，但是我们希望大鹏作为生态特区，不能用短视的眼光去看待，而应看到环保的后发优势。”大鹏新区综合班主任王继良在接受央广网采访时说。
在取消GDP考核的新路径下，是否意味着经济的下滑？浙江丽水的成绩单是很好的说明。以近15年来的数据作比较，丽水市GDP从2006年的362.29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710.03亿元，增长了4.7倍。
尽管2021年上半年丽水在浙江各市GDP、排行中未进入前十，但依旧保持着增长率。更需要看到的是，这座城市的水和空气质量常年位居全省前列，是全国空气质量十佳城市中唯一的非沿海、低海拔城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更是连续17年位居全省第一。
对于深圳大鹏新区和浙江丽水的改革成效，白明给予了相当的褒扬：“这就说明，环境保护不能先发展后治理，否则在造成不可逆的影响后，要付出的代价更大。白明认为，这些城市的成功探索说明，追求GDP增长的前置条件，是达到生态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样是生动的一课。白明指出，在过去部分地区“唯GDP论”的政绩观之下，高耗能、高污染企业激增，从数据上来看这些企业的确对GDP的贡献巨大，但久而久之，背后带来的社会治理成本却在无形中被扩大，以环境牺牲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其实得不偿失。
“GDP指数是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发展原因。如果其他各项指标做到位，GDP就不可能是下滑”白明认为。他也提出：淡化或者取消GDP考核，绝非是在给政府的工作松绑，反而是在追求更多的工作目标，但“其他指标的追求，不是以牺牲GDP为代价”。
新指标、新挑战、新成效
“唯GDP，城市的发展速度会加快，经济规模增长也会提速，但这样的发展缺乏实际性，也难维系结构的均衡性。”温彬表示，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适应当下的高质量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增长方式，转向更加注重结构、质量效益的高质量发展，是时代必然选择。
改革必然伴随转型。尽管已有不少城市开始探索取消GDP考核，但一个行之有效的，适合推而广之的考核办法，依然在探索中。温彬同样提出，从传统的增长模式向新的模式发展，的确面临着不适应的情况。
“对于依赖传统资源，比如部分煤炭型资源城市，转型之路相对困难。”温彬解释称，随着资源的枯竭，资源依赖型城市要面临新的增长动力匮乏的问题，而要实现绿色转型，就离不开金融财税、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这个过程中，就会面临转型的调整，因为新的增长动能尚需建立起来。
温彬同样指出，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转型挑战，也是走出“发展陷阱”的必经之路。温彬认为，中国正通过放管服改革更多激发市场活力，保证市场主体，发挥企业家、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在挑战中找出一条新的发展路径。
在贾康看来，要破除只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观，需要我们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且更为简洁的指标体系：“不能只看GDP，又不能不看GDP，要加入很多其他的考核指标。”
上述专家提出，GDP作为一个综合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保持必要的增速依旧具有必要性，只有经济保持在合理增速，各地才能保障其他指标，如就业、民生、环境等指标的实现。贾康特别提出，更有效的办法是寻找“GDP+其他指标”的模式，且各地在实践中依据差异各自设定目标，以这样的方式作为评价体系的补充，或许是未来对经济发展质量更有效也更客观全面的评价体系。
回望过去，在GDP以外，经济、社会、环境保护、人民生活等综合发展的考核指标权重不断计入，新的“指挥棒”下，新的成效正在不断显现。
红星新闻记者杨雨奇 吴阳 实习生 史焱 丰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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