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年前,张大勇的“无名逝者数据库”刚成立不久,洛阳本地一位退休老工人就找到了他。老工人说,他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妻子在一次出门买菜后再未回家。寻人无果后,他跑遍河南省18个地级市的殡仪馆,前后找了一年,看了100多具年龄相符的无名女尸,一无所获。
他问张大勇为什么,张大勇只能回答:“全国的无人遗体信息和存放地点浩如烟海,你可能跑全省甚至全国都没有用,要花费大量时间。”那时,张大勇患强直性脊柱炎瘫痪在床已经20年。每天,他做的就是侧着身子,通过床头的一台老式电脑整合全国的信息,“打捞”无人认领的遗体,让家属们有迹可循。截至2023年4月4日,网站已收录7271条无人认领的遗体数据。
↑张大勇侧着身子在床上办公 受访者供图
病死的弃婴,医院抢救无效的老人,重度营养不良致死的年轻人,醉后不幸坠河的人,无人认识的街头流浪汉……更多的无名逝者姓名不详、死因不明,有的尸体高度腐烂,有的只剩一具白骨。每在无名逝者数据库敲上一条信息,张大勇都见证了一个鲜活生命的逝去。
2022年,与他相依为命多年的母亲也去世了,10平方米的洛阳家中,只剩下他一个人。近花甲之年,面对死亡,张大勇已经比想象中显得平静。
为逝者寻亲:
创办网站收录7271条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
铆足力气,伸手抓住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环,张大勇靠自己完成了一个往床内侧翻身的动作。床头摆了他的电脑,他每天会花至少8个小时运营“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在他的视线中,屏幕上的字体垂直了90度,但并不影响浏览。躺了32年,张大勇已经习惯了用这样的角度看世界。
↑张大勇在屋顶上安装了吊环 受访者供图
作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59岁的张大勇最近一次出门,还是3年多前几个彪形大汉抬他下的楼。由于几次误诊,青年时的张大勇错过了最佳的救治时期。这个“不死的癌症”,慢慢侵蚀了他的身体,导致他脊椎骨钙化,全身颈椎、双髋等30多处关节强直僵硬,无法转头、坐立、行走。最严重时,他只有眼球能转,慢慢变成了一具“会呼吸的木乃伊”。
十年间,他出房门的次数不超过10次,更多的时间躺在10平方米的家里,与80多岁的母亲相依为命。在张大勇创办的“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里,记录着他从全国各地公安、医院、民政部门等渠道搜集来的无人认领遗体信息,包括逝者的性别、大致年龄、体貌特征、衣着打扮、死亡原因、最后出现的时间地点、遗物照片等,还有事发当地警方和派出机构的联系方式。截至2023年4月4日,网站查询信息已达243页,总计7271条数据,都是他这十年间亲自收集录入的。
↑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截图
“无名氏,女,中青年女性,身高162cm左右,中等体态,有文眉、耳洞,发现于2022年3月16日,涟水县经济开发区境内盐河中。”
“无名氏,男,40岁左右,身高1.63米。2021年11月27日,在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镇四街产业园废弃仓库内发现,目前公安机关掌握线索,身材较瘦,上身穿灰色毛衣,下身穿米色裤子,灰白格袜子。”
多数无人认领的遗体来自城郊荒野、河堤滩涂、树林里、大坝上,被发现时只剩下一具白骨。在张大勇的记录中,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无人认领遗体来自医院,或因病抢救无效,或因交通事故无人问津,有的继续放在医院太平间,放不下的移交当地殡仪馆。张大勇了解到,时间最长的无人认领遗体在殡仪馆放了40多年。
张大勇还举了一个例子,“在郑州一家大医院(太平间),只有20个位置,18个都被无名氏占有,只有2个能正常流通。”
考虑到有人对逝者图片感到恐惧,张大勇特地给图片做了特殊设置。进入页面后,只有点击两次,才能看到图片。“我在后台能看到IP记录,翻看1、2页的,或是好奇或是误入,但翻看30几页的,一定是抱着寻人的心态。”张大勇说。
生之界限:
精神脊椎挺起来,躺在床上也能帮助别人
1991年7月,是张大勇人生的分界线。
张大勇,1964年出生在河南省洛阳市郊区,父亲在某建筑公司当木工,母亲王玉平在家务农。后来,他进入当地重点中学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梦想着进大学,做科研。他的外公、爷爷是洛阳复旦中学的创办人,在当地德才名兼备;外婆蔡芸芝,就是不少90后小时候的语文课本里那篇《我的老师》的女主人公——作家魏巍的老师。
↑张大勇外婆 受访者供图
↑张大勇与外婆、父母的合影 受访者供图
但是27岁后三段失败的治疗经历,一下子让他“从天堂掉到了地狱里”。高烧不退后,他从此瘫痪在床。他曾在床下藏了一把剪刀,但完全僵硬的身体,让他连走向死亡都难如登天。母亲王玉平发现后鼓励儿子,“人有两根脊椎,一根是骨骼脊椎,一根是精神脊椎。骨骼脊柱病了,精神脊椎挺起来,照样能活成大写的‘人’。”
在母亲的陪伴下,张大勇逐渐接受了现实,开始用读书看报度过卧床的时光。在母亲收废品时为他寻来的成吨报纸里,张大勇重新探寻着自己生命的意义。
1997年的一天,张大勇如往常一样躺在床上,窗外的河道里出现了一具被奸杀的女尸。由于被烧得面目全非,警察闻讯赶到现场调查后,未能得出关于女尸的任何身份信息。一天,张大勇躺着看电视时,电视台报道称一对夫妻吵架后妻子离家出走,他觉得报道中妻子身着红衣的形象和那具女尸非常相似,于是立马让弟弟联系对方,结果真的对上了。
“躺在家里就能帮助到别人,”这件事对张大勇的触动很大,他说,“我觉得可能是上天的安排,给我提个醒,让我以后就干这个。”
1998年,张大勇看见报纸上转载了一则新闻,称美国建立了一个寻亲网站,让他眼前一亮,“原来还可以这么找人!”他想,自己也要建中国第一家寻人网站。此前卧床看报期间,他曾把报纸里刊登的寻人启事剪下,贴在笔记本上,“原本是计划日后用来展览,规劝大家不要离家出走,现在正好用在网站上。”
张大勇六七岁时,母亲曾带着3岁的弟弟到郑州探亲,他在外出时不小心把弟弟丢了,一家人心急如焚,最后在一个国营菜店里找到孩子,“那时候,我明白了什么是丢失家人的切肤之痛。”
没有技术,张大勇就建议下岗不久的弟弟张小勇自学电脑;电脑买不起,弟弟就连续在网吧包夜3个多月,白天上网10块钱一小时,晚上一整晚只要8块钱。最后在洛阳大学一位老师的帮助下,2001年1月2日,张大勇的第一个公益寻人网站正式上线运营。
↑2001年,媒体报道张大勇建立首家寻人网站 受访者供图
2007年,张大勇接受了一名爱心人士的资助,进行了双髋双膝手术。经过2次手术,置换成人工关节,他终于能够重新站起来了。锻炼了几年,他能借助自己设计的工具——一根吊在屋顶的吊环在床上翻身,在屋里偶尔走动,也可以洗漱、做饭、给母亲煎药,母子二人相互扶持度日。在本地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他也学会了操作电脑。
寻人网站最早的雏形已经包括寻找无人认领的遗体。和那位退休的洛阳老工人一样,张大勇也遇见许多家属,从寻找生者无奈转向了寻找死者,“生不见人,死要见尸,落叶归根,是国人的执念。”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寻亲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相比之下,张大勇的寻人网站已经优势不再,于是,他将重心转移到了无人认领的遗体上。
坚持下去:
“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
张大勇最初的设想很简单:信息收集,汇总发布。实际上,第一步的信息收集就已经是最困难的一步。他曾向全国各地的警方、殡仪馆、医院发了近1760封信,想要收集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结果令他失望,收到反馈的只有几十条。
2011年,他决定“卧行中国”,用一次公益奖项所获的2万多元奖金,沿着2008年奥运圣火传递的路线,卧行至各省会及主要大中城市,从110、医院、民政部门、火葬场等单位,搜集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出行前,身高一米八五的他自备了一个担架,一头带轮子,另一头可以被人帮忙推着走。为确保进入火车车厢时有足够的空间直身转弯,张大勇还让朋友帮忙提前到火车站测量尺寸。
↑2011年10月,媒体报道张大勇“卧行中国” 受访者供图
对于张大勇而言,此行除了收集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更重要的是推动媒体的关注,乃至推动政府对于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置措施。历时40天,张大勇收集了500多条无名尸信息,远超过他过去几年的收获。
2011年8月,36岁的弟弟突发疾病过世。因为无法出门,张大勇没有见到弟弟最后一面。第二年夏天,“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正式上线。
直面死亡,张大勇一开始有些不适应。网站建立初期,密集的尸体信息和图片的冲击,让他恶心呕吐,做噩梦。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年。
除了生理的不适,作为一名瘫痪在床的残障人士,张大勇经济上也是拮据的。有人找他在网站上打广告,他拒绝了,“不想让别人说我靠死人赚钱。”每年网站要交2000多元的维护费用,而他的低保费每月只有500多元,“也有人说我自讨苦吃,剩下这半条命好好活着,过点好日子就够了。”
从1994年起,张大勇就开始思考中国寻人问题。每次想放弃时,他都过不去自己心里的那道坎。张大勇说,自己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感觉国内比我了解这件事的人还没有,放弃的话,就没有第二个人做了。如果仅仅因为经济或者是心理等原因就放弃,我不甘心。”
2017年,张大勇第三次想放弃时,深圳一家公益基金会资助了他。除了低保,他每月能领到一笔固定资助,这给了他继续做无名逝者数据库的信心,“所以我有时候感觉,你要是做好事做不下去,老天都会伸手帮助你。”
另一方面,是外婆给予的勇气。张大勇的名字是外婆蔡芸芝给起的,“大勇是让我勇敢,大智大勇,不能因为这点事,就辜负外婆对我的期望,不然说起来我也丢人。”
2020年,有自媒体写了他的故事,许多程序员纷纷留言,表示愿意为他免费更新网页。30多名程序员拉了一个群,刷屏谈论着张大勇看不懂的专业术语,有平面设计师提出帮他做区块化划分,把重要信息突出,有几个后台开发程序员想帮他升级系统,接入手机端。各个渠道的网友留言,都成为张大勇的“加油站”,成百上千的消息,他一条一条点开,“评论里95%以上都是正面的评论,鼓励我。”
以逝者之名:
希望推动中国无名遗体问题的解决
7000多条无人认领的遗体信息中,张大勇知道后续的并不多。不遮掩,不赚信息差,他完整地搬运了信息发布方的地点和联系方式,将信息汇总的桥梁作用做到极致。有时候是巧合,警方刚把发现的无名尸信息发给张大勇,寻亲家庭也已把寻人启事发给他,他才能知道自己的工作真正落到了实处。
↑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截图
张大勇需要这种正反馈。为此,他特地设置了“找到了”栏目,希望找到了的寻亲家庭或单位可以主动联系他,撤下已失效的信息。这十多年,张大勇收到了200多条短信回复,“大部分说的是感谢我,已经找到了。”
在张大勇看来,生者与逝者的寻亲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一种是生的喜悦,一种是死的悲痛。找活人,找到了你是高兴的,但你要是找到的是无名尸,哪怕你寻亲有结果了,也等于是二次打击。”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落叶要归根,只有入土为安、魂归故里才算是对死者有份交代。帮助无名逝者寻亲的这些年,张大勇接触到了太多寻亲的家属,在浏览网站时,“寻亲家属的内心都是矛盾的,既盼望着能找到亲人消息,又害怕在网站中找到,期盼对方还活在世间。”
在全国无名逝者数据库里,张大勇也设立了留言栏,上面有很多鼓励张大勇的留言,也有不少的商业广告。为维持网站的公益性,他每一条留言都要一一审核,最终只会留下真正寻亲家庭的留言。有的留言寻长辈,寻人信息含糊其辞,他会去提醒对方尽可能完善信息。
2020年最后一天,一位中年女性找到张大勇,想寻找二十年多前失踪的男友。她来自农村,男友是县城的,受到了他母亲的阻挠未婚。后来,男友得了白血病,不想拖累人,给她留下另觅良人的字条,就带着药离开了家,至今杳无音讯。后来,女子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并生下孩子。她知道男友大概率不在人世了,于是找上张大勇,希望能找到他的遗体,或是知道他葬在哪里,好带着孩子到坟上祭拜。
后来,这名女子给他发了条信息,说在梦里见到张大勇。“您到我家里帮我排兵布阵地找人,我惊奇地问,哥您不是不能行走吗?您笑着说,我好了,可以自由活动了。”
生病后,10平方米的家成为张大勇的全世界。“如果没有躺在床上,会不会过得更好?”张大勇想过,也抱怨过。近花甲之年,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把这场病看成我幼时梦想和人生的转弯。从自然科学的研究,转到对社会科学的观察,也不赖。”
在救赎别人的同时,网站也治愈了他自己。躺在床上,记录各个城市奔波寻亲的人,张大勇也看到了生活的多面性和特殊性,也看到了人性的光辉和残酷。“也算是管中窥豹吧,这么偏僻、冷门的一个视角,也能看到人性的大千世界,获得了金钱以外的收获。”张大勇感慨。
2001年建立了第一个寻人网站后,很快就有相似功能的网站陆续推出,而2012年上线的无名逝者数据库,至今已过去11年,仍是中国民间唯一一个,已至少让200多名无名逝者叶落归根。随着时日增长,他越来越觉得,这就是他的使命和责任。
在床上躺了32年,张大勇自称自己的生活是乏味的。他很多时候躺在床上,侧着身子看喜欢的电影。他最爱看《动物世界》,这是他聊以自慰的“偏方”。他说,“动物世界优胜劣汰,喝个水都要提心吊胆,一不小心就被生吞活剥了,至少我还能安心活着,比这些动物幸运。”
↑张大勇与母亲少有的几次出门 受访者供图
2022年重阳节,张大勇的母亲也去世了。几十年间,她一直精心照料着张大勇,陪他走过了得病初期的阴霾。这几年,除了维持网站的运营,张大勇也用手指敲出了一本书,记录母亲王玉平上万个日夜的陪伴。对于母亲的逝世,他接受得比想象中平静,母亲还在世时,他们就生死有过多次讨论,“见了这么多了,也都适应了。”
终身卧床的命运,张大勇已经坦然接受。关于无名逝者数据库,他准备一直做下去,为自己,也为了那么多的无名逝者。未来,他希望能推动中国无名遗体问题的解决,就像无名逝者数据库网站首页上写的那样,“在中国,再大的数除以13亿都是小数,再小的事乘以13亿都是大事。”
红星新闻记者 蔡晓仪 蓝婧 实习生 唐梦婕
责编 冯玲玲 编辑 张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