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生命周期就是从幼小、脆弱、依赖他人帮助,再走回到衰老、脆弱、依赖他人帮助的;对人的尊重,并不应该因为所谓“有用”或“无用”而区别对待
今天,又是一年重阳节。目前,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8亿,占总人口的19.8%,也就是说,重阳这一老年节已经与我国五分之一人口相关了。
老,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前两天,八十多岁的母亲报了个老年旅游团,坐了一回长江游轮。上一次出游,还是疫情前。出发前几天,她就开始收拾行李,和朋友讨论行程,很久没见她对什么事这么上心了。送她去车站集合的路上,我又一次叮嘱她,游轮靠岸以后,不必非跟着上岸,行程太累太赶的,爬山走路太多的,能不去就别去。她一一点头,让我放心。可回来后我才知道,除了有两次爬山她没去,其他项目一个不落。同团的老人无不如此,彼此像较着劲儿似的。我问,不怕身体吃不消吗?她轻声说,这是最后一次出游,以后就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了。
我突然有些伤感,母亲正在主动压缩生活的需求。比如给她买新衣,她总是说,要什么新衣服,还能穿几年呢?她似乎很怕成为我们的累赘,甚至手写了一份遗嘱,上面不是财产分配,而是要求一旦重病昏迷,拒绝抢救,拒绝积极治疗。
↑一位老人站在敬老院门前。图据ICphoto
我明白母亲的畏惧,最让人害怕的,并不是老,而是掌控力的流失。60岁时,失去了对工作的掌控,慢慢地,随着与社会脱节,失去了对技术的掌控、对社交的掌控,家庭中的地位也开始变化,权威感逐渐转移,身体状况不断下滑,直到某一天,失去了对身体的掌控。当身体的控制权消失,似乎也就失去了一切。
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里写道:“我们似乎屈从于这样一个信念:一旦失去身体的独立性,有价值的生活和自由就根本不可能了。”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医学人文学系副教授邹翔在持续开展农村老年人家庭照料的研究后发现,农村老人们在养老生活中并不能安享晚年,他们往往要在花甲之年继续劳作,因为只要还能干活,就表示还是“有用”的,以此换取养老。而当老年人失去自理能力、经常看病,需要家庭成员持续照护时,老人会尽可能不拖累子女,而子女则会表现出一些不情愿、不耐烦。
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说,这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老人在壮年时曾照料子女、拼命工作,今天对老年人的照料,既可以看成是一种回馈,也可以看成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关照。
“老人无用论”其实是社会对人的价值评判标准过于单一的一种侧写。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知不觉地会以经济作为最主要的指标。比如,一个事业有成的男性,必然匹配一份足够体面的收入。而全职妈妈不如独立女性更能获得尊重,因为家务劳动和养育劳动都没有经济报酬。人老了,这种功利的评判机制也露出了残忍的一面。传统社会中老人尚且有经验价值,但现代社会,经济价值降低了,经验价值也不够用了。邹翔认为,从家庭对老年人照料的漠视,到对家庭照料和女性照料劳动的贬低,再到适老产品更多实现的是对老人的监管,这些问题都反映出我们对“老”的抗拒和价值贬低。
毫无疑问,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本应该是多维的。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对人的尊重,并不应该因为所谓“有用”或“无用”而区别对待。尊严和体面,其实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如果只要活着,给一口吃的就算数,那人又因何为人呢?
根据2018年国家卫健委数据,我国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为68.7岁,而人均预期寿命为77.0岁。这意味着有平均超过8年的时间,一个人需要被照护。我们对养老的担忧,往往是人生的最后几年失能或失智以后,是否能平静、尊严、体面地活到人生的终点。
人的生命周期就是从幼小、脆弱、依赖他人帮助,再走回到衰老、脆弱、依赖他人帮助的。而敬老爱老的出发点,就是对人的生命全过程的尊重。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青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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