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中的美国因素

美国在台协会（AIT）主席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于10月15日抵达台湾，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随行的还有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高级顾问皮格纳特罗（Michael Pignatello）。

这是罗森伯格自2021年3月20日就任以来的第三次访台，显示出她对推动“台美关系”的高度关切。罗森伯格16号已拜会蔡英文，也将会晤2024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了解各方态度并阐述美方立场，表明美方对台湾此次大选的关注与把握。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问题。长期以来，两岸关系发展与中国和平统一难免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其中以美国因素最为关键。正如邓小平所言，“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而台湾问题的美国因素之深、之远、之广，均是源于美国对于台湾政治生态的深度介入与影响力，实质构成两岸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外生因素。

美国因素对中国大陆推行和平统一进程的干扰体现在三个层面：单元层面、结构层面与议题层面，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阻力所在。

一来，就单元层面而言，美国涉台政策立场的根本性偏好是两岸“和平分离”。受环境结构的制约，这一偏好转化为希望两岸“和平分治”或“维持现状”，为减轻道德承诺的代价，美方牺牲可信性进一步将政策修饰为“战略模糊”与“双重保证”。当中国和平统一进程加快，既有修饰政策成本相应提高，美国对两岸“和平分离”的根本立场便会凸显。可以看到，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涉台政策已出现重大调整，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发展的意图愈益显露。

二来，就结构层面而言，美国于陆美台三角关系结构，由于美台军事勾连与台湾单向依附，因而对两岸关系具备较强的干扰力与影响力。第一，常言道，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在“台湾当局”不转变亲美根本立场的情况下，美国得以通过运作中美关系来影响两岸关系的进展，当美方需要遏制两岸关系时，可以通过恶化中美关系引出两岸关系的恶化，当美方希望两岸关系改善时，可以从改善中美关系着手，连带改善两岸关系，由此形成对于两岸关系的深度介入力。第二，常言道，以小事大，戒慎恐惧，在台湾不直面两岸法理上之内战关系结构的解决前，台湾对于大陆的效益感知将始终处于过敏感与忧虑状态而不得理性与中道，表现如某一个行为体认为“好”而他人不认为有这么“好”，而会折扣，所认为的“坏”也不同于他人所感知的“坏”，而会尤甚，这就会狭缩来自大陆的友善传递，而放大来自大陆的误判敌意，则引入“台美关系”的单边友善，使得三角结构中美方可始终维系对华关系与对台关系均好于两岸关系，形成结构上的实质枢纽，由此奠基对于两岸关系的深度影响力。

三来，就议题层面而言，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业已证明就某项议题博弈而言，即当大陆将现状界定在“蓝营”论述之内时，美方可能选择支持；当大陆将现状界定于“蓝营”论述之外时，美方更可能选择反对，并得到民进党方面的策应；由此，就突破两岸僵局而言，美方难以发挥建设性作用，其是力图两岸“和平分治”或“维持现状”永久化。

台湾问题归根结底是美国问题，台湾问题也只有在美国问题的解决之上得以解决，而其在根本上取决于中美之间实力消长的历史进程。当下台湾问题“台独”分裂势力与外来干涉势力猖獗合流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之间的实力消长进入了关键博弈期，在瓶颈期内连带出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进一步言之，台湾问题正陷入了因中美结构性问题外溢的“棋子化”状态，中美进入关键博弈期，使得美方频频运作“台湾牌”。

具体而言，中美之间关键博弈自2018年后系于三个结构性矛盾：

第一为地缘政治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无论中国大陆如何强调不称霸，美国绝对不乐见看到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对目前的霸权产生威胁与任何可能的弯道超车，因此美国一定会采取各式各样的做法，避免自己的既有的霸权角色受到影响跟冲击，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涉及政治维度。

第二为经济发展上的萨缪尔森陷阱，美国为应对全球化态势下中美之间经济实力消长趋向，转而以“脱钩”“小院高墙”“去风险化”等开启逆全球化运作，或者说，以阵营划分为标识提高全球化的准入门槛，力图将中国排除在外，并针对性发动对华贸易战与科技战，尤其科技战涉及国家的竞争力、企业的竞争力，不光涉及中国的发展权，更攸关中国的生存权，美方迄今已经对中国大陆的超过1000家企业采取黑名单跟实体清单的方式，而且这个部分还在持续加大当中，这是涉及经济贸易与科技维度。

第三为意识形态上的金森伯格陷阱，美国不仅将中国崛起视为对其领导权的挑战，更视之为对于西方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的挑战，故而力求担负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之“责任”，将中美之争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尽管中国大陆一再强调不对外输出“中国模式”，但能力本身而非意愿，已然为美方的意识形态思维所视作挑战，这涉及意识形态维度。只有中国通过进一步发展，突破中美关系之关键博弈期，攸关中国发展的美国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而台湾问题会通过美国问题的解决而连带解决，如邓小平所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台湾问题乃至中国发展问题中的美国因素及其结构性困境，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全无交集，实质上双方均在意两国关系发展进程本身的“斗而不破”，因为中美彼此均不能接受全面冲突的成本与代价，且对时间因素于各自发展的预判是自信的，但时间或许更助益中国大陆的战略机遇期。虽然美中之间结构性问题解决不了，但是中美还是透过双方各式各样的对话来管控分歧，避免误判，防范意外，不希望冲突。但唯一可能会有误判、恶化、冲突的就是台湾问题，则或许2024台湾地区大选，中美有共管“激进台独路线者”的共同利益，阻击“激进台独路线者”经过选举而损害陆美台三方利益公约数。

（作者：李林杰，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博士研究生、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