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性”不足，不只存在于监管执法部门，更表现在人们的认知和意识上
调研了45台大学校园内的自动售卖机，40台存在过度索取个人信息情况。这是由上海一名高校教师指导，七名法学生自发组建了“银河信息警备队”，聚焦无人消费场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从身边常见的自动售卖机为切入口，进行实地体验和调查研究的结果。
据报道，这项调查的具体结果为，通过对上海28所高校内的45台自动售卖机实地测试发现，仅有5台未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另外40台中，多数需要绑定手机号码，有的要在关注公众号的同时，还需要绑定微信号，有的还存在诱导消费者使用微信或支付宝刷脸支付的情况。
↑使用某高校内的“福柜”购物时，会被获取手机号码（视频截图）
对于这一结果，很多人应该都不会感到陌生和意外。因为时下的生活中，先交上个人信息再进行付款操作，几乎是各个领域电子支付的“标配”。但实际上，这些看起来已经被“习惯”的操作，却很可能已经越界了。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了“两个最小”原则：处理个人信息应当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从而避免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一些电子支付必须要以绑定个人手机号、微信号，甚至必须关注特定公众号为前提，明显与“两个最小”原则有相抵牾的嫌疑。同时，这些被采集的个人信息，后续又是如何处理的，也是一笔“糊涂账”。
可见，这种在大家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场景中发现个人信息保护BUG的敏锐行动，并非小题大做，而是揭示了应该引起社会关注的“真问题”。如此“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也反映出一个现实问题，即大量有违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操作，要发现其实并没那么难。因而，提升相关领域监督执法的主动性，可以说还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挖掘。
近年来，随着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依据不足的尴尬正在被化解。但“扫帚不到，灰尘不掉”，法律的良效需要在严格执行中才能体现出来。比如，对于遍布大街小巷的各类自动售卖机，以及停车场等场所，它们的支付程序合规吗？是否存在过度索取个人信息的情况？如果能有源头的监督检查把关，并对向个人信息“乱伸手”者给出相应的惩罚，相信能够大大减少这类有过度索取个人信息嫌疑的操作，也能够起到正向的示范作用。
当然，相比此次调查结果所发现的“真相”，相关调查者所指出的一个现实——“大家对于这种信息收集已经无感了”，或更引人深思。并且，经过问卷调查，也发现“消费者对自动售卖机侵害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有较高容忍度”。这样的现实，意味着个人信息保护的“主动性”不足，不只存在于监管执法部门，更表现在人们的认知和意识上，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当社会整体对个人信息遭遇侵害的行为表现得更“敏感”，自然能够推动执法监管行动；反过来，后者的行动也有助于唤醒社会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视意识。
可以说，这起由个人发起的调查，除了揭示了某种被忽视的具体真相，也给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命题：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后，如何避免社会意识与法律保护的“脱节”？如何让法律所标定的个人信息保护边界，被更多人所认知并从行动上进行捍卫？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朱昌俊
编辑 汪垠涛
红星评论投稿邮箱：hxpl202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