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资本局10月12日消息，今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聚焦“央地财政关系的现状与改革”举办研讨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分别作演讲。
刘尚希：
地方困难不是“财”的问题
刘尚希指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地方财政状况是正相关的，即跟央地财政关系是正相关的。
对于当前的央地财政关系，他提到了三个“不等式”：地方的财政支出大于全国的财政收入；中央的本级收入全部转移给了地方还不够；地方的债务大于中央的债务。
他认为，解决问题首先事权、支出责任要上移，按照三中全会《决定》，提高中央支出比例。“如果事权上移，支出责任也上移，‘上面点菜、下面买单’的情形就会大大减少。内生不确定性可以大大降低，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可预期性就可以大大提高。地方在治理方面发挥作用就不会出现‘小马拉大车’的情况，就不会变成无限责任公司要承担无限责任。”
他强调，过去老是从“财”的角度去理解：地方困难是“财”的问题，是财力不够，给钱就能解决问题。“这显然是一个误解。如果这个误解再延续下去，地方治理上‘小马拉大车’的状况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刘尚希说。
“各级政府在应对风险能力方面要考虑各自的边界上限。原则上谁能有效对冲什么样的风险，这件事就交给那一级去干，应当遵循风险分配的原则，风险分配就是谁最能有效地应对风险，这个事就交给谁。”
他认为，当前央地财政关系改革还是要注重在中央支出比重提高上怎么形成具体方案。“现在中央本级支出百分之十几显然太低了，至少要提高到30%~40%这样一个目标。如果在2029年能提高到40%，央地财政关系内在确定性就可以大大提高，当前面临的很多问题无形中就能化解了。”
刘元春：
要重新认识国有企业战略定位
刘元春指出，整个央地财政关系改革实际上是政府体系改革的核心，必须从整个体系大改革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目前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财政体系重构阶段。必须要从更高的层面上来思考进行财税体系改革和债务整顿的思路。”
他提到，债务型的地方财政目前遇到了几大难题：一是土地财政遇到了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从而导致土地红利、房地产红利不存在；二是地方投融资平台债务高筑，已经导致简单的地方财政债务融资模式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他认为，要从更为本质、宏观的角度来进行财税体系改革。更为重要的，从可行性路径来看，重点要以地方财政所面临的困境作为突破口，对地方政府的职能根据根本性的重构。
“这个重构里的关键很重要的就是破解地方政府、地方投融资平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以及地方国企‘四位一体’的循环关系链。我原来总结成：要破解‘地方四人转’的体系，重新开启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上的功能定位。”
他提出，解除这种“四人转”，必须要对不断扩展的地方国企进行适度收缩，地方政府在债务端的管理上要适度向资产端的管理进行转移。资产端的管理是下一步措施的重要方面，对于国有企业战略定位要有重新认识。过去由政府所出台的政策洼地、所构建的一些没有真正投资效益的园区，要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整合、统一梳理和再定位。
此外，对于地方入股的一些地方金融机构或受地方控制严格的中小金融机构要进行合并、重组，防止地方政府权力过度向金融领域扩张，扰乱金融市场。对于地方投融资平台也要进一步定位、重新梳理。
罗志恒：
接下来还有很大举债空间
罗志恒认为，当前地方财政已陷入“怪圈”：不给转移支付，地方财政就困难，一困难“三保”就保不了，公共服务提供不了；但给转移支付，规模过大又不可持续，在分配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效率损失。
他指出，从地方视角来看债务，和从全国视角来看债务，会得出完全不同的判断。从地方视角来看债务是风险，但从全国视角来看，目前债务也不至于构成大的风险。他认为，接下来还有很大的举债空间，尤其是中央国债。
对债务问题，他强调，当务之急要尽快恢复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和能力，这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往上走的重要经验。
“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的抓手，是这个活不要让地方政府干这么多。中央政府挑起来，就不需要有那么多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财力平衡也不会非常紧张。”
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编辑 邓凌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