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下,葱绿的葡萄叶在葡萄架上摇曳,不经意间,一串串小葡萄逐渐长大。清风徐徐,金黄的阳光碎碎地洒在地上,清凉清爽令人陶醉。这时的我们可能忘记了酸甜可口、晶莹剔透的葡萄本是生长在隐于绿叶与果实的葡萄藤上的。葡萄藤就是城市间的内在经济产业联系,缺少了藤,城市群就不称之为群。类似于一麻袋土豆有足够的重量,只是当袋子打开时,土豆就会四散滚了一地。”
乍一看,这是散文书,其实这是关于城市群、都市圈以及区域经济的书——《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该书今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唐杰、郭万达和方煜。
▲《新时代硬道理: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由唐杰、郭万达和方煜所著
三位作者不仅在经济界有极高造诣,更有丰富实战经验:唐杰是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曾任深圳市副市长。郭万达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方煜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院长。
他们将宏大理论转换为老百姓常见的“搭梯子”“自行车轮辐”“折叠伞”以及跳“锅庄舞”等画面,并通过细腻文笔、形象比喻表达政府与企业,城市群、都市圈和区域发展间的关系,读来让人拍案叫绝。
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什么?征战高质量发展征程中,政府能为企业做什么?……围绕诸多问题,近日,红星新闻对话该书作者之一郭万达,以下为对话实录——
▲郭万达
广东需要加快要素流动
红星新闻:不同地区有不同发展基础、资源禀赋,各自条件也不一样,这是不是意味着高质量发展很难有个衡量标准?
郭万达:广东21个地市,各自起始、地理条件不同,发展因素也不一样。所以,高质量发展没有统一标准,但不是说就没有标准,需要从横向和纵向去理解。
横向看,正如你提到的,不同地区因地理区位、发展条件不一样,无法用统一标准去衡量,但这是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的现象,比如上世纪90年代,韶关还是工业城市,深圳和东莞还是农业县。如今横向看,也可以从中获得一些参照的指标。
纵向看,高质量发展也有明显的可衡量标准。这涉及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以及是否符合新发展理念,是否发展更加公平和可持续。
据此,低质量发展是消耗资源大、浪费多、环境不那么友好。高质量发展则是环境更友好,资源更集约,效率更高,且发展动力主要靠创新推动。
红星新闻:广东发展成效巨大,但人均GDP及区域平衡发展上,和长三角还存在不少差距。有声音认为,广东正是采取“强者更强”的策略,才在短时间内使GDP赶超江苏。您怎么看?
郭万达:平衡是暂时,不平衡才是永恒的。要素流动是企业家的选择、市场的行为,而企业选择一定会带来不平衡。市场经济一定是不断打破平衡的。政府需要做的是,通过创造各种制度和条件,为实现平衡提供服务。
和长三角相比,广东各地发展差距较大,这意味着要素流动不均衡,很多要素还没有向欠发达地区流动。一个地方如果要素充分流动,其均衡发展就会好一些。因为要素流动意味着发展机会是均衡的。
解决不平衡的问题,广东需要加快要素流动,加快基础设施联通,加快营商环境一体化建设,以达到新的平衡,使广东高质量发展得更快、更好。基础设施的联通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而要素充分流动也是建立统一市场的基础。
珠三角西岸最有希望
红星新闻:从广东自身来说,特别是深中通道通车后,外界对珠三角西岸寄予厚望。您认为和粤东、粤西、粤北等地相比,西岸会是广东发展的第三极吗?西岸要崛起,关键怎么做?
郭万达:从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看,西岸最有条件获得更快发展,如果西岸能“再造一个东岸”,广东就有了所谓第三极。但这并不意味粤东粤西和粤北没有机会,这取决于各种因素。
西岸怎么做?这要看东岸崛起的因素是什么?本书中,我们讲到东岸和其他地方的成功时,谈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是搭梯子的,企业是爬梯子的”。华为、中兴是从程控交换机开始起步的,不是一天长成的,企业要“爬梯子”,政府就要“搭好梯子”。
再比如“锅庄舞”,这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藏语意为“圆圈歌舞”,这是一群人在跳,而交谊舞是两个人在跳。区域发展需要城市群内各个城市联手共跳“锅庄舞”。
再比如大量蜜蜂聚集后,通过有序分工产生的“蜂聚效应”,这首先需要修好“蜂窝”。回到政府角色,需要搭建好产业园区。一开始,深圳靠家具、眼镜、服装等传统产业起家,随产业发展,政府“搭梯子”引导后,企业家通过“爬梯子”来完成转型升级。
企业创新和科技变革中,政府不断“搭梯子”,为企业“爬梯子”提供服务的同时,靠朋友圈、产业链、创新链的分工合作来推进。珠三角东岸的成功,就得益于大家跳好了“锅庄舞”。接下来要看珠三角西岸的政府如何发挥作用。深中通道开通,毕竟只是一个条件和因素而已。如果粤东粤西粤北等地联手跳好“锅庄舞”,实现弯道超车,广东就有几个第三极了。
红星新闻:从深圳GDP超越广州,到肇庆在新能源赛道上的迅速崛起,能不能这样理解:如今城市发展,其一旦抓住行业风口,就可迅速实现赶超,经济发展似乎没那么讲究“渐进”了?
郭万达:区域发展中,弯道超车的可能性是有的。这首先源自科技本身变革。比如贵州搞大数据中心,当时很多人认为贵州落后,不可行。实际是有跨越因素的,但跨越也有条件,比如贵州的天气因素,符合“大厂”数据备份需求,加上贵州有电力支撑。
其次,在“干中学”实现超越。国外一些企业在拆我们的设备,以前我们拆过他们设备,通过模仿之后实现超越。弯道超车也蕴含着从模仿到超越。
再次,通过人才引进实现超越。如果有了一些发展基础,通过引进高精尖人才和团队,也可在该领域实现超越。
不过,“渐进”同样很重要,因为产业讲究配套,有物流成本等考虑。没有低成本的便捷物流,产业上的超越是有难度的。
深圳大学校园风光。图据视觉中国
永远不能说大学不重要
红星新闻:深圳崛起时,没传统意义上的“好”大学,但不影响深圳成为全国标杆,这是不是意味着:好大学对一个地方的创新和发展来说,其实没那么重要?
郭万达:无论哪个阶段,办大学肯定有好处。大学是思想的发源地,是创新的发动机。因此,永远不能说大学不重要,但建大学需要花钱。一开始深圳没钱,但还是建了个深圳大学。
初期深圳主要靠引进人才,后来,别的地方也引进人才了,竞争更激烈,因此需要建大学,但建大学、培育人才需要一个过程。
此外,大学是接纳人才的重要载体。大学需要成果转化,需要孵化企业,这是硅谷有斯坦福大学的好处。在深圳,一些在大学任职的科学家,也为深圳企业的发展提供重要智力支撑。
红星新闻:如今,广东发展的比较优势没那么突出了。未来,广东靠什么持续领跑?
郭万达:靠创新优势。过去,我们讲比较优势,讲要素资源的禀赋。但今天,广东已没有什么比较优势了,即便在粤西粤北等地的土地有些比较优势,但如果和越南、印度比,我们的比较优势已经不突出了,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必须依靠创新优势来支撑。
不完全按地理或行政边界来转
红星新闻:从产业转移规律来说,有就近梯度转移的,比如“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等转移路径,但也有跨更大区域转移的,书中谈到广东产业转移有直接出省甚至出国的情况,为什么?
郭万达:如果按照梯度转移理论,欧美产业转到我们这边也没那么快,距离欧美最近的是中东沙特一带,为何产业最后突然转到我们这边?
产业转移涉及一系列因素,但一定和企业成本驱动有关,这既包括土地、人工工资、供应链和物流运输等成本,也包括营商环境、市场所在地及产业链和人才链的融合程度、制度交易成本等。
总之,地理和行政尽管很重要,但产业转移不是完全按照地理或行政边界来转。
▲深圳华为总部。图据视觉中国
红星新闻:过去,以华为为代表的一些深圳企业转移到东莞后,外界认为深圳失去吸引力。现在,大家似乎更能以平常心看待流动。这是不是意味着,区域的竞争已从过去“单打独斗”,演进到了城市群间的竞争了?
郭万达:企业是跟要素、营商环境和市场布局走,但城市是按照行政区块来划分和治理。城市群一定要靠各种交通来联通才有作用。都市圈也需要一两个超大城市来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对都市圈和城市群来说,基础设施和市场联通很重要,否则城市群就是一个个土豆。只有打通城市边界,让要素自由流动,产业转移才能带来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否则容易因产业转移而出现空心化。
为何深圳不怕企业转移?因为深圳本身有转移的需求,比如华为手机转到东莞松山湖,但华为总部还在深圳,其不光有手机,还有人工智能、汽车等行业。
总之,高质量发展一定是城市群、都市圈的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蜂聚效应,才有裂变效应。从区域的竞争来说,城市群如何联动跳好“锅庄舞”才是更重要的。
红星新闻记者 韦星
编辑 潘莉 责编 魏孔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