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伯庸刚出版的《秦二世必须死》,上下两册共二十七章,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次60万字量级的长篇,终于可以让我痛快地过一把瘾了。”
虽然在微信上已经放出了几万字的开篇试读章节,但其实相比逐渐展开的后续情节,作品开篇并不“抓人”。反而在人物相继出场、场景更加丰富之后,让人有了一口气读完的想法。
《秦二世必须死》开篇
小说好看,是马伯庸的特长。跟以往的《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长安的荔枝》相同,此次他仍然致力于对“历史可能性小说”的探索,聚焦于秦始皇死后的秦二世胡亥年间。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再加上秦,来自七个地方的七个人虽有不同的心思,在时代的漩涡中却有同一个目标:秦二世必须死。
马伯庸试图在秦汉交替的混乱缝隙中,构建一个关于刺杀、阴谋与文明底色的宏大叙事。
壹
此次新作的源起,肇始于七年前。在小说的后记中,马伯庸详细描述了2019年探访西安秦咸阳宫遗址的经历。正是秦咸阳宫六号宫殿遗址的规模,给了文学想象以实体的支撑。

根据考古学数据,六号宫殿的主体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28米,南北宽约78米,占地总面积将近1万平方米,推测建筑高度至少在20米以上。如此巨大的建筑体量不仅是权力的物化,也解释了历史中某些细节的可能性。
例如,《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始皇在遭遇荆轲刺杀时“环柱而走”,实地考察发现秦宫立柱的柱础直径约为1.5米,推算立柱周长达4.71米,这就为“绕柱避祸”提供了物理上的合理性。而这种高度与规模产生的威压感,也为荆轲副手秦舞阳在走上咸阳宫台阶时的精神突然崩溃,提供了心理学上的逻辑依据。

为什么从古至今,前往古迹遗址凭吊缅怀的名人络绎不绝,由此产生了众多载入文学史的怀古诗和咏史诗?因为对历史现场的实地感知,能让后人跳出纸面史料的束缚,以设身处地的视角还原人物的处境,如同穿越时空、一切尽在目前。
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成为中国文学中“以小搏大、以下犯上”的经典叙事原型,荆轲刺秦也是《史记》中最精彩的段落章节之一。一开始,马伯庸其实想续写荆轲刺秦的故事,后来他意识到秦二世时代的历史张力更具书写价值——始皇帝奠定的统一格局,在秦二世手中迅速崩解,旧秩序瓦解、新力量崛起,华夏文明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胡亥最终死于非命众所周知,马伯庸并不打算改变这一早为人知的既定史实。但秦二世为何被刺、如何被刺,却如同马伯庸如何解释文明与制度在剧变中趋于稳定的全过程,也是六十万字存在的理由。
至于具体的情节如何铺陈,当然是由一系列人物来推动的。
贰
《秦二世必须死》的人物是群像:赵国玄女、楚国项缠、燕国易水……随着情节的开展,这群人的真实身份都会一一浮出水面,甚至赵高也有其不为人知的身世。但从一开场到终局、贯穿小说节奏的主角,是生于魏国的秦国御史张苍。
张苍(前256—前152),在秦二世继位时其实已年近五十,书中把他写得更年轻、更充满活力。除了真实年龄之外,张苍的历史形象在书中得到了生动且符合逻辑的扩充。
历史上,张苍以博学多闻、精通历法与算术著称,且得享长寿。作者保留了其“爱掉书袋、精于养生、胆小谨慎”的性格特点,并赋予其御史和“柱下史”的身份,使其成为切入秦末政治秩序崩解的第一视角。张苍在书中成为多处情节反转的关键人物,不仅是为了从头到尾衔接剧情,也是为了体现一种在动荡时代中、凭借专业知识和理性思维得以生存的处世哲学。

张苍之外,对其他历史人物的塑造也各有用意。
张良作为博浪沙铁锥刺秦的策划者,其贵公子的隐忍与谋略,以其解说刺秦“道、术、势”的三要素逐一呈现。项缠作为项氏家族的成员,其真实身份其实是后来鸿门宴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徐福作为出海求不死仙药的方士,刺秦的初心却带有谁也想不到的奇诡;易水作为武技出众的女刺客,命运走向又来自于其鲜为人知的出身……其它诸如项羽、虞姬、张耳、陈余这些楚汉之际的大人物,也都有相关笔墨涉及。

至于身份为赵国玄女的“孟姜女”,则偏向于对这一文化符号进行考据解构。作者明确指出,历史上其实并无孟姜女其人,其原型可追溯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中杞梁之妻的故事。随着时代演变,从西汉刘向的《说苑》《列女传》增加“哭坍城墙”元素,到唐代《同贤记》明确坍塌地点为长城,这一形象经历了近千年的长期文学堆叠。作者在书中赋予其神秘色彩与更深层的复仇动机,也是对民间传说与真实史实之间缝隙的创造性填充。
另外从叙事结构上看,二十七章的篇幅涵盖了社会各阶层的众生相。从老方士、小谒者到旧贵族、中车令,每一个人物都各怀心思。
马伯庸在每一章的标题中都使用了一个关于“心”的关键词,如“柱下史的野心”“文无害的虚心”“逃亡者的用心”等等,暗示了在宏大历史趋势面前,个体意志的多元性、自由度,以及反过来决定时势的能动力。
也就是说,在不改变历史大势的前提下、以及填充了大量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细节之后,作品以此向读者证明:即便是在“秦二世必须死”这样注定的结局之下,个体的挣扎与选择依然具有其典型意义,并非身上有线的傀儡木偶。

叁
《秦二世必须死》不仅是一部关于刺杀的小说,它更深层的意图在于探讨“中华第一个王朝末年的动荡与变革”如何决定了华夏千年的走势。作者认为,汉帝国虽然在表面上承袭周制,但本质上是秦帝国制度的延伸。这种观点在二十二章中通过张苍之口,表达得一览无余:
“无论皇帝是谁,无论是不是大秦朝廷,无论六国豪强揣着什么心思,都不重要。道就是道,任何人都没资格为天下去选择什么道,而是选对了道的人,才能顺应大势,得到天下。”
“未来得天下者,必是实行秦法之人。这才是真正的刺秦之道。”

史学界对此其实早有论述,比如历史学家田余庆在经典的《说张楚》一文中指出,“非承秦不能立汉”。只是相对于高深的专业论文,马伯庸能通过张苍、徐福、赵高、仓海君等一系列或实或虚的人物,以合理想象但不无端架空的情节,具体地描述出旧秩序瓦解时、新力量的蓄积和起势情境。
马伯庸以这样的叙事闭环,完成了对秦末历史的文学解读:历史的走向,从来不是由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决定,而是由民心、制度、时代合力推动。小说所做的,是让读者看到结局之前那些被历史忽略的细节、被正史遗忘的人物,让刻板的史实变得灵活生动,让遥远的时代变得可触可感。
虽然是小说,但在史实考据上,作者也尽量做到严谨。他在后记中特别说明:秦代的亭长官职其实称为“校长”,到了汉武帝时期才改称“亭长”。至于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刘邦为“泗上亭长”,是误将汉代官职代入秦代,这一细节的纠偏显示了作者对秦汉交替时期官制变迁的了解。至于秦二世,他在位期间,时人只会称其为“皇帝”,但“二世”这名字实在太著名了,所以书中也就从俗而称“二世”。
将专业的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津津乐道的文字,正是通俗历史文学的意义所在。只要不胶柱鼓瑟、死守成见,通俗文学自有其合理价值。金庸小说也是通俗文学,《倚天屠龙记》中的一段话,近年来在网上收获无数点赞。张翠山因为妻子殷素素出身天鹰教,而在向张三丰禀报时惴惴不安,没想到张三丰轻描淡写只用寥寥数句就说得通透无比、字字珠玑:
“张三丰仍是捋须一笑,说道:‘那有甚么干系?只要媳妇儿人品不错,也就是了,便算她人品不好,到得咱们山上,难道不能潜移默化于她么?天鹰教又怎样了?翠山,为人第一不可胸襟太窄,千万别自居名门正派,把旁人都瞧得小了。这正邪两字,原本难分,正派弟子若是心术不正,便是邪徒,邪派中人只要一心向善,便是正人君子。’”

文学也一样。通俗文学作家若是才气淋漓、独具匠心、令人读来兴致勃勃,便不枉了读者掏钱买书、尽兴一阅。所谓的严肃文学作家若是东抄西抄欺世盗名,又或语涉淫亵乐此不疲,便是垃圾一路货色。
文/启凌 编辑 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