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新结构经济学刊》也在当日创刊。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及对青年学者的期盼”为题做主题报告。他回顾了新结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和构建逻辑，并对青年学者投身理论创新提出殷切期盼。
▲林毅夫做主题报告
林毅夫在报告中表示，自主理论创新是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核，自主知识体系是自主理论创新的系统整合。西方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以后，一直是以英美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基础。拿这些理论到中国，难免就会产生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面对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历史机遇，中国学者必须摆脱西方经济学理论束缚，建立植根于中国实践、具有自主知识体系的经济学理论。
西方经济学
为何会在中国“水土不服”？
林毅夫回顾，1988年我国发生高通货膨胀，按照西方理论应该提高利率，投资需求就会减少，储蓄率提高，消费需求就会减少，投资消费减少，总需求就减少，物价就下来了，通货膨胀就治理了。这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是个好办法，因为提高利率以后，只有优质项目会被保留下来，不好的项目会被淘汰，所以不仅可以治理通货膨胀，而且还可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但1988年我国是用行政手段砍投资砍项目。用西方主流理论看，这是无效的方式。但从1978年到1987年连续9年，中国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9%，而且波动很小。这说明，中国政府必然非常理性、非常掌握状况。
▲林毅夫
“这迫使我深刻反思，”林毅夫说，“我认识到，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有其特定的隐含前提。要为国家的进步做贡献，就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提出新的理论。”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思想的起点，其首篇系统性文章即是1988年发表的《中国通货膨胀的治理》。
林毅夫介绍，1988年以后，新结构经济学从要素禀赋和结构作为切入点，来观察中国的转型、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视角。1994年他完成《中国的奇迹》一书，这时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分析框架雏形已基本完备。要素禀赋决定产业结构，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制度安排，这种分析方式在当时就已经形成。
林毅夫说，由于采取的分析方式跟主流不同，所以做的很多判断经常引起争议。根据《中国的奇迹》分析，当时国际上有观点认为，中国的转型未采用主流的学科方式，即使当时发展得不错，也必然会崩溃。就在“中国崩溃论”此起彼伏时，林毅夫做了预测，如果按照当时实事求是、渐进的、双轨的转型方式，到2015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会超过美国。
“这些预言在当时被视为天方夜谭。”林毅夫回顾道，但实践给出答案。“我们在2014年就实现了前者，而后者在2030年实现也‘八九不离十’。”理论的预言力验证其生命力。
2007年，林毅夫在剑桥大学讲座，首次将源于中国实践的分析框架应用于解释全球发展问题，回答了为何“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困境。2008年，他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在世行工作一年后，一个令人深思的事实摆在他面前：若扣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减少的约8亿贫困人口，全球贫困人口总量不降反增。世界银行汇聚了全球精英，拥有先进的理论和项目，为何减贫目标未能实现？
“根源与我1988年的认识一致，”林毅夫指出，“他们应用的，是根植于发达国家条件的理论。”这一深刻反思，直接催生了“新结构经济学”的正式提出。2011年，他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相关文章发表于世界银行期刊，标志着这一理论登上国际学术舞台。
“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
怀有“常无”之心才能洞悉本质
林毅夫指出，任何经济现象都可用多种理论进行解释。但面对主流理论，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常无”的心态。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有其特定的背景与暗含前提。唯有以“常无”之心，才能洞悉其真正的本质与内在的决定因素、决定方式。这也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在推动自主理论创新过程中始终秉持并倡导的态度。
林毅夫说，希望年轻学子能够摆脱主流理论的禁锢，能够用自己的双眼，像初生的婴儿那样认识世界，只有这样才能认识现象的本质跟它的决定因素。
在林毅夫看来，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区别于主流理论，正在于它选择“唯物”的要素禀赋作为分析起点，以此观察中国的发展与转型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链条中，要素禀赋与结构具有“第一性”地位。新结构经济学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建立起理解国家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地决定了相应的生产结构，而基础设施与各项制度安排，都应与此生产结构相适配。
林毅夫同时指出，经济发展中各类结构变迁难易程度不同，步伐不一致，这种“时间差”常常导致结构间的不匹配，形成内在的结构性扭曲。此外，国家在追求效率之外的目标时，也可能主动引导或干预产业结构，从而带来政策性扭曲。因此，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扭曲是内生的”。既然结构是内生的，扭曲也是内生的，那么整个经济运行就必然具有其内生性逻辑。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分析视角的立论基础。
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
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
▲5月10日，上海黄浦江畔，人们充满活力 图据视觉中国
谈到对年轻人的期盼，林毅夫说，现代经济学以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作为起点，到今天是250年。若以25年为一代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过十代人的努力，所以它的系统能那么完备。新结构经济学最早从1988年到现在也不过38年。如果把2011年自己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视为向经济学界正式公布，到现在只有15年。与主流理论相比，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还是星星之火，需要年轻人像西方主流学界一样，一代代共同努力，不断深化，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来自于中国新结构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林毅夫说，如果大家真的能够从新结构的视角来总结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发展转型的经验，这将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林毅夫表示，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他曾做过一个大胆的论断：21世纪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因为从亚当·斯密以后，世界经济中心就是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是世界理论创新的中心，是引领世界经济学理论实操大师辈出的中心。
“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到2049年，我相信我们的经济规模会达到美国的2倍甚至更多。世界经济中心向中国转移，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向中国转移。”林毅夫说，不能看到中国任何现象就拿西方的主流理论来套，那样固然可以写出文章来，但是不能抓住这个时代机遇，而且还会误导社会。
谈及新创刊的《新结构经济学刊》，林毅夫指出，当前经济学界文献检索结果仍以西方主流理论为主，期刊主编与评审人多持主流观点。在此环境下开展自主理论创新，本就面临挑战，即便成文，发表也往往不易。若学者仅以发表文章为目标，则难免迎合主流，如此将难以把握中国崛起为世界经济中心所带来的理论创新的历史机遇。
他强调，做研究的唯一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至于论文能否发表、能否获得社会认可，皆应置于次要地位。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吴阳 北京报道
编辑 许媛
审核 何先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