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办案理念与司法程序的每一处细节
□作者 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日，运城“13岁女孩称遭男子强奸，警方不予立案”一事持续引发关注。6月23日，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已与相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启动案件复核程序。6月25日，据新黄河报道，涉案嫌疑人涉嫌强奸罪已被刑事拘留。
从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来看，此前警方不予立案的考量逻辑，主要有四方面依据：一是综合全案证据，认定“没有犯罪事实”；二是案发与报案间隔12天，勘查后“现场物证不全”；三是存在“自愿”发生关系特征，且女孩事后曾收500元钱款；四是嫌疑人辩称被害人谎报年龄，主观上并不知晓其未满14周岁。
从证据规则与立案标准的角度审视，上述几项理由其实存在较大商榷空间。“物证不全”“报案存在时间差”是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的普遍客观情形，能否以此直接否定犯罪事实、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值得审慎考量。性侵案件天然具有私密属性，取证难度本身较大；低龄被害人受心智发育水平、恐惧羞耻心理或外力胁迫等影响，未能第一时间报案，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常态。证据存在瑕疵、部分线索有待补强，本就属于立案侦查阶段应当完成的工作，而非不启动刑事调查的理由。
本案中嫌疑人已承认发生性关系，被害人年龄有骨龄检测佐证，医疗检查也记录了相关损伤，已具备需要进一步核查的事实基础，而不宜直接将“证据尚需补强”等同于“没有犯罪事实”。
相较于证据层面的程序疑问，本案实体认定中的法律适用争议，更关乎未成年人保护规则的落地尺度，也是本次舆论关注的核心焦点。
必须澄清的是，我国刑法并不存在所谓“性同意年龄”的法定制度。刑法第236条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这一条款的立法逻辑，并非授予14周岁以上人群性同意权利，反而是直接划定了一条不可突破的未成年人保护红线。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认知能力有限，无法对性行为的后果作出真正自主、清醒的判断，法律从根源上否定其“同意”的法律效力。无论被害人是否主动、是否收取钱财、是否谎报年龄，只要与其发生性关系，均应以强奸论处，从重处罚。
关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刑法适用严格的法定规则，实行“推定明知+举证责任反转”的特殊标准。2023年“两高两部”《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第十七条就设置了明显向未成年人倾斜的认定逻辑：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实施奸淫等性侵害行为的，应当认定行为人“明知”对方是幼女。
这一规则的核心逻辑是，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交往，本身负有更高的审慎注意义务，证明“不明知”的举证责任由行为人承担，而非要求被害人或控方反过来证明行为人知情。只有行为人拿出确凿、充分的客观证据，证明自己“根本不可能知晓”对方真实年龄，才有可能推翻法律推定，且该例外仅适用于极其特殊的情形。
就目前相关报道的来看，本案中，被害人年仅13岁、就读小学五年级，体貌与生理的低龄特征应该较为清晰；双方相识长达两三个月，且经由被害人朋友介绍，行为人具备充足的条件核实对方年龄。仅凭被害人口头谎报年龄，远达不到“根本不可能知晓”的法定证明标准。若办案民警直接采信单方辩解、未严格落实举证要求，则存在违背司法解释精神的可能。
目前，案件复核程序已经启动，我们期待的不只是个案的依法公正处理，更是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底线的校准与夯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办案理念与司法程序的每一处细节。要始终坚持未成年人权益优先甚至权益最大化原则，对低龄性侵害案件从严把握办案标准，严格规范立案审查、强制措施适用、被害人权益保障等关键环节。法律红线已然清晰，能否守好底线，考验着每一个执法者的严谨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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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汪垠涛 审核 高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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