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莉·鲁尼的新作《间奏曲》本月推出了中文简体版,在国内引起了一波关注。
两年前,这本小说的英文版在正式发售前就登上了欧美多个国家的图书预售榜首位置,被媒体赞为萨莉·鲁尼“迄今为止最成熟、最感人的作品”。
从《聊天记录》到《正常人》,作为90后的鲁尼,其作家之路走得相当顺利,虽然迄今还未获得真正重磅的文学奖项,但她一向是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宠儿,不仅被贴上“社交媒体时代的塞林格”这个标签,还曾被赋予“千禧时代第一位伟大作家”这样的期待。
那么,萨莉·鲁尼与塞林格在吸引年轻读者这方面,是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

萨莉·鲁尼的配方
1991年2月,萨莉·鲁尼出生于爱尔兰一个颇具文化底蕴的中产家庭。她的父亲是电信公司的工程师,母亲在当地社区的艺术中心工作。鲁尼从小就经常去那里参观各种展览,参加艺术中心的创意写作课等。
15岁时,她已经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她曾提到这本小说,表示“就情节而言,我从15岁开始就在写这种故事了”。
什么类型的故事?一言以蔽之:人与人之间的阶层差异与复杂情感纠葛。此外还有一个她从不讳言的特点,“在我的所有书里,情欲都是一个巨大的引擎。”

2009年鲁尼考上了都柏林的圣三一学院,在这里读英语文学专业。在这所爱尔兰最好的高校里,鲁尼见识到了真正的精英阶层子弟。“一方面我觉得这些人都太可怕了,但另一方面,我又有种冲动想证明自己并不比他们差。”
她的表现也确实不负这份志气:不仅学业优秀,还成了学校里最出色的明星辩手,甚至被誉为“欧洲第一辩手”。2015年,已经大学毕业的鲁尼写了一篇名为《即使被你打败》(Even if You Beat Me)的文章回顾那段辩论生涯,这篇文章为她引来了出版社的关注。
2017年,鲁尼的第一本小说《聊天记录》出版。这本书让很多人惊叹不已,出版社的宣传文案更将她誉为“社交媒体时代的塞林格”。
社交媒体的无处不在的确是鲁尼小说的另一大特色。在《纽约客》的采访中,她坦承自己经常一连数小时沉迷于网络,不仅因为她“喜欢文字甚于真实的人际交往”,也因为互联网可以满足她对各种五花八门冷知识的无尽好奇。
有人说,读她的小说就像在看这个时代社交网络的纪录片:她笔下的人物们一次次地看向手机屏幕,阅读电子邮件,依靠即时通信系统保持联系和沟通,他们之间的聊天记录和通信被大量编织进小说叙事中。

许多读者对鲁尼的作品产生共鸣,是因为她描写的年轻人群体生活焦虑、职业不稳、情感复杂,却仍然努力寻找意义和关系。她触及了这一代普遍存在的失落感和一种持续性的“无根状态”,其情感关系也因此表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
萨莉·鲁尼擅长制造矛盾并保持微妙平衡。在《正常人》里,女主角玛丽安家境富裕,但因性格孤僻而在学校和原生家庭中成为异类;男主角康奈尔的母亲是清洁女工,但他本人却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美丽的世界,你在哪里》中,一对情侣的身份也是成功富有的女作家和她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的蓝领工人。
在最新的《间奏曲》里,鲁尼描写了一对亲兄弟在父亲去世后各自的情感纠葛:哥哥在前女友和现任女友之间摇摆,弟弟和一个比自己大很多的女性交往,一边被对方吸引一边也在犹豫。显然,她想试着驾驭“在失去与悲伤中如何爱和选择”这个主题。
有评论认为《间奏曲》是鲁尼迄今最好的作品,也有不少读者认为很糟糕。至少就中译本而言,过多直译的短句和通篇句号,令人无法顺畅地一口气读下去,甚至连大段的情欲描写都显得磕磕绊绊,别扭不堪。

悲伤、反抗、怀疑、原谅……什么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太深,刚好让足够多的年轻人读懂并认同,或许就是鲁尼的成功配方。
塞林格的彷徨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书名家喻户晓,但能真正读完小说的人要少得多。不少人表示:至今都看不进去塞林格这本成名作。
该书出版于上世纪50年代,彼时二战的硝烟才散去不久,冷战的阴影已开始笼罩。同时科技与生产力也在飞速发展,物质和商品极大丰富,消费主义席卷欧美。

那是一个很容易令欧美年轻人感到厌倦和反思的时代。塞林格也不例外。书中主人公霍尔顿是一个“未成年失败者”:五门考试四门不及格,被学校开除。
其实学校也是那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在霍尔顿眼中,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是“假模假式的伪君子”,扼杀一切独立思考的火花,同学们则是一群“卑鄙的家伙”——攀比家世、欺凌弱者、满脑子都是物质与虚荣。
然而,试着接触成人世界的霍尔顿,得到的却是更多惊吓与打击。满心绝望的他,渴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不必再“讲任何混账废话”的乌托邦。于是他萌生了那个著名的幻想: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想象在一大片麦田里,几千个孩子嬉戏玩耍,而悬崖边没有一个大人,只有他自己站在那里。他的职责就是每当有孩子跑向悬崖时,就冲过去抓住他们,防止他们坠入深渊。
这个意象充满了深刻的象征:麦田代表着纯真、自然、未被成人世界污染的净土;悬崖则象征着虚伪、堕落、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霍尔顿的守望,是想要保护那些尚未被异化的孩童,使他们不必经历自己曾经经历的精神崩塌。
这个乌托邦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霍尔顿自己也无法逃脱成人的逻辑——妹妹菲比是他唯一信赖的人,但他甚至无法在精神上保护她。他幻想带菲比一起离开,去西部离群索居,但当菲比真的拖着行李箱要跟他走时,霍尔顿终于意识到自己既无法拯救别人,也无法拯救自己。
但塞林格并非在宣扬虚无。霍尔顿的叙述中,始终保留着一种不灭的东西:对虚假的憎恶,对真实的渴望,对弱者的同情。霍尔顿不是英雄,只是一个不愿说谎的孩子。他的痛苦与崩溃,是那个时代无数敏感灵魂的共同命运。
“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个意象之所以经典,正在于这种象征意义:在一个物欲横流、虚伪成风的世界里,总有那么一些人,愿意站在悬崖边上,试图抓住那些即将坠落的纯真。尽管这种努力常常徒劳,但这种徒劳本身,亦是对人性本真的坚守。
成名之后的塞林格也确实选择了一种半隐居的生活: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镇上,在树林、山峰和溪水的怀抱中,塞林格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直到去世。他的女儿佩吉后来回忆说:“我是在一个几乎没有活人的世界里长大的……树木葱郁,荒无人烟,最近的邻居是一组七块青苔覆盖的墓石。”

一张简单的药方
无论是书信时代的塞林格本人,还是“社交媒体时代的塞林格”萨莉·鲁尼,他们笔下的人物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中,但都是不折不扣的城里人。
人类的大多数精神问题都是在城市里产生的。因此塞林格的选择或许是一种下意识的解决方案:回归大自然。
挪威作家克努特·汉姆生(1859—1952)的代表作《大地的成长》或可视为对这张药方最令人神往的一种描述。1920年,他正是凭借这部被誉为“挪威最经典作品”的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荒野里的那条路很长很长,一直延伸至森林中,是谁第一次涉足此地?人,是那第一个来到这里的男人。”《大地的成长》如此开头,仿佛一部史前时代先民迁徙和定居的文字纪实。
男人带着干粮和工具,先是睡在岩石下方的松针上,白天剥下树皮晒干去附近的村里卖掉,换来粮食、肉和铁锅。不久后他换回三只山羊,搭起覆盖草皮的棚屋,并拜托路过附近的流浪民族拉普兰人问问:有没有女人愿意来帮忙?

他一面等待,一面不断完善自己的居所。山羊生下小羊,他在棚屋里安了玻璃窗。然后一个女人来了。她丰满而壮实,她带来了自己养的两头母羊,还有梳毛机……他们过着原始而简单的生活,并对自己拥有的一切感到莫大的满足:闪亮溪水里的鳟鱼,地里的马铃薯,自己做的奶酪,林中几乎取之不尽的木材。
时间一年年过去,这对夫妻生儿育女,扩大畜群,扩建羊圈和牛棚,盖更好的房子,熟悉附近的邻居……镇上来了官员,告诉他们应该向政府购买这片地。
当然,这家人的生活中有困难、有冲突、有意外、有遗憾,但阅读这本小说的幸福感是深沉的,这种深沉的幸福感来自一种古老的群体记忆:在荒野间,人类用双手建造自己的生活,真正的创造。

大自然有恢宏的尺度与无尽的细节,文学创作也有相似的魅力:一个人的死亡可以写成一整部悲剧,一个王朝的覆灭也可以是寥寥数语。
极大的与极小的,漫长的与转瞬的,在世界面前其实平等,纵使时间终将抹去一切,曾被创造过的亦将永存其中。
文/乔雪阳 编辑 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