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白鹿和马思纯接连发布维权案件简讯，除事件本身外，协助明星发声的律所同样受到关注。
▲截图自星权律所微信公众号
6月17日，围绕针对白鹿的诽谤争议事件随着当事一方“@蒙淇淇77”因公开捏造并散布有诱导性的不实信息被禁言而告一段落，但围绕星权律所的讨论和关注还在持续。
多年来，当艺人肖像被盗用、名誉被造谣抹黑时，星权律所总会现身。这家北京律所，深耕公众人物人格权法律服务已逾十年，是文娱维权赛道辨识度较高的律所之一，常年身处舆论争议中心。
这家律所为何常陷争议？网上流传的经营模式是否属实？言论自由与公众人物名誉保护，边界该如何界定？
为厘清诸多疑问，日前，红星新闻记者走进星权律所，与创始人朱晓磊展开独家深度对话，深挖网络人格权保护司法实践中隐藏的行业难题。
“严控体量，律师数量仅50人左右”
不少网友认为，星权从设立那天起就瞄准明星流量生意，专靠艺人维权官司牟利。
朱晓磊直言，这种说法不客观，星权的诞生并非刻意为之，是未经精心筹划，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
▲星权律所创始人朱晓磊律师
2015年律所正式成立，十余年间团队规模被刻意控制，拒绝盲目扩张。朱晓磊介绍，2019年全所仅有20余名律师，发展至今，律师数量仅扩充至50人左右，全体员工加起来不足百人，仅在海口、深圳设有分所，始终不做密集规模化布局。
严控人员体量，背后有两层不可退让的硬性考量。
朱晓磊说，第一层核心原因是文娱客户极高的隐私保护需求。艺人家事状况、私人资产、商业合作、圈内资源，属高度涉密信息，一旦外泄，极易引爆全网舆论。律所实行严格的信息隔离制度，即使服务同一位艺人，负责维权诉讼、婚姻家事、商务合约的三组律师，非经委托人特别要求，彼此之间不可互通任何涉密材料；团队人数越多，隐私泄露的风险就越大，小规模架构是守住保密底线的相对稳妥方式。
第二层考量，是守住办案质量，拒绝流水线式的机械化批量办案。同时，律所定下规矩，坚决拒绝通过消费合作艺人方式打造律所名气，未经合作艺人授权，不得对外公示代理艺人的任何案件信息，即使用于教学或内部研讨亦须对案件作严格脱敏处理，办公区域不摆放任何艺人合影及周边物料，全员不得以追星为动机要求与合作艺人合影。
朱晓磊说，纵观星权律所的业务发展，市场需求始终是业务发展的最大推力，不存在律所刻意“蹭流量”创业之说。
回应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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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案件未采用过
“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
网络上针对星权讨论常年不绝，近期，自媒体文章《揭秘爱替明星发律师函的星权：为啥成了“艺人御用”》声称星权律所以“零基础全风险代理”帮助艺人维权，律所主动垫资办案、上门招揽官司，依靠胜诉提成牟利。
面对这种说法，朱晓磊表示，律所不会主动为案件垫付费用。他介绍，垫付相关维权成本费用的情形多存在于艺人与其合作公司之间，星权收费体系清晰分层，并非一刀切的胜诉分成操作。“风险代理”是律师行业通行收费方式之一，星权的收费模式既有按诉争金额比例计费方式，又有小时计费、项目计费方式，也包括“风险代理”的计费方式，风险代理方式多在商事争议、执行案件以及部分肖像维权案件中采用，在非诉法律服务或名誉维权案件中，并未采用过所谓“零基础全风险”代理模式。
2
律所从不建议艺人依靠名誉维权诉讼牟利
对于大众关注度最高的名誉权造谣案件，朱晓磊说，艺人起诉恶意诽谤、抹黑其公众形象的相关主体，核心诉求从来不是索要经济赔偿，而是澄清不实谣言、维护自身人格尊严，这类案件统一采用固定金额收费的代理方式，并不适用风险分成模式。很多当事人拿到法院判决赔偿金后，选择全额捐赠公益。目前星权律所倡议当事人累计捐赠的人格维权案件（以名誉权为主）赔偿款金额已接近200万元，律所从不建议艺人依靠名誉维权诉讼牟利，根据司法实践，律所亦不存在靠名誉维权案件胜诉赔偿牟利的空间。
朱晓磊明确，星权代理的维权案件，主要来自艺人本人或经纪公司主动对接。对于案件可诉性评估，所内设置一套严格的前置评估标准，公众人物依法享有对轻微负面言论、合理吐槽言论的容忍义务，明显越界的恶意侮辱、诽谤内容才涉嫌构成侵权；对于单纯吐槽艺人外形、负面点评演技这类正常的网络评价，星权通常会给到不具有可诉性的法律意见；只有像捏造吸毒、编造私密传闻、恶意人身辱骂等性质恶劣的侵权行为，才可能会进入后续的诉讼或报案流程。
朱晓磊介绍，名誉权纠纷案件立案前的事实核查流程律所卡得十分严格：无法通过第三方权威鉴定或出具结论佐证的负面不实言论，当事人须出具手写书面情况说明并郑重作出书面承诺；如涉及虚构涉毒、虚假孕情等可由第三方权威鉴定或出具结论佐证的不实指控，还需当事人前往权威机构完成司法鉴定等程序。待全部材料核验完毕，律所才会受托以涉嫌侵权为由启动法律程序。
3
服务对象不局限演艺圈艺人
很多人觉得星权频繁对外发布律师声明，是借艺人热度给自己引流。朱晓磊说，近几年团队已内部调整处理方式，针对网络上出现的侮辱、诽谤信息，通常通过向涉嫌侵权博主、网络平台致送律师函的非公开方式解决，极少针对名誉权案件发布完整律师声明。如今对外公示内容只有中立客观的案件简讯，只罗列基础证据与案件事实，不会单方面定性对方行为构成侵权。
朱晓磊坦言，大众刷到和星权有关的热搜基本都是公众人物人格权维权案件，有些网友因此形成刻板印象，认定星权业务单一，只会做明星肖像权、名誉权诉讼案件。此类案件的曝光度远超其他业务，掩盖了律所完整的业务矩阵。
星权的服务对象如今早已不局限演艺圈艺人，书画艺术家、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负责人等各类主体，都是星权律所长期合作客户。朱晓磊说，除大众熟知的人格权维权诉讼外，星权律所设专业刑事团队承接各类刑事辩护委托；设有文娱综合法律服务团队承接文娱领域相关的各类业务，譬如为《流浪地球》等数十部影视作品提供全流程专项法律服务，为车企、消费品牌处理企业名誉维护等相关法律事务，处理艺人经纪、代言合同、股权投资商事纠纷等，这也是星权业务体量最大的板块。
“流水线批量办案”等评价，也长期围绕星权存在。朱晓磊表示，依托多年类案精细化研判，律所代理的名誉权一审败诉案件二审改判率可达80%左右。团队采用资深律师牵头、实习律师与助理配合的分工模式，和外界口中机械流水线办案完全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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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融脸”如何认定侵权
在朱晓磊看来，公众人物人格权、社会公众的言论自由、媒体舆论监督三者的权利边界，存在一定模糊地带，没有一套可量化的、统一的判定标准，这是整个文娱法律服务行业的司法难点之一。
朱晓磊说，根据《民法典》第998条立法精神，公众人物依靠自身公众关注度获取商业收益，需要对轻微负面评价、合理批评承担更高的容忍义务；但“容忍义务”尺度没有明确界定，这留给法官较大自由裁量空间。
朱晓磊说，结合上千例案件实操经验，团队总结出相对清晰的区分边界。网友针对演技、外形的客观吐槽、正常调侃，通常都属于公众人物应当包容范畴；凭空编造严重虚假事实、恶意人身侮辱、合成虚假图片误导大众、长期刻意影射抹黑，就越过言论自由权利边界，进而具备起诉维权基础。
AI技术全面普及后，又催生出全新的法律争议。朱晓磊分析，相比规则相对清晰的“AI换脸”，“AI融脸”定性争议更大。“AI融脸”即将多位艺人五官拆解、重组，生成全新图像，只靠网友主观观感判定酷似某位艺人。对于该种行为，目前司法实践中很难直接认定侵权。
朱晓磊介绍，针对这类新型纠纷，团队内部已形成基本统一类案代理意见，建议法院在审理类案时灵活适应举证规则，由图像制作方举证创作全过程没有使用对应艺人的肖像元素，在图像制作方拒绝举证或举证不能情况下，法院可根据第三方评论统一指向等因素综合作出侵权判定，而非依靠个体主观感受径行判定侵权。
“饭圈争斗”是很多文娱领域侵权案件的导火索。朱晓磊坦言，不少纠纷中，“粉丝互撕”双方艺人还同为星权客户，案件处理时常陷两难境地。不过，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近日出台演员排序新规，统一按照姓氏笔画排列“番位”。
朱晓磊评价，这条行业规则试图从源头减少“内卷对立”土壤，在一线法律从业者眼里，是行业自治迈出的关键一步，会大幅减少因“撕番”而引发的侵权案件。
面对自媒体片面解读、部分网友刻板负面标签，朱晓磊说，自己持包容心态，认为大部分误解来源于外界不了解律所完整的业务模式；面对部分网络抹黑，律所会谨慎应对，不会被舆论裹挟，拒绝借艺人炒作，坚守法律服务专业本质。
“再热闹的舆论总会降温，短期流量终会褪去。”朱晓磊如是说。
红星新闻记者 祁彪 北京报道
编辑 许媛
审核 何先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