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唐朝墓志近日出土，无意中牵出柳宗元的爸爸。
6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考古成果发布会上，一方458字楷书的“大唐故范府君墓志铭”亮相。墓主范凝是唐代长安县尉，正史无名、方志无载的从八品小官，公元775年下葬，终年五十二岁，死后穷得还要依靠朋友们众筹帮他办丧事。
范凝墓志拓片
比范凝小十五岁的同事柳镇，为他撰写了墓志的序。柳镇的儿子柳宗元此时两岁，长大后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联袂居前。而柳宗元自己的墓志，是韩愈亲自撰写的千古名篇。
这就不得不提唐代的墓志撰写行业了，这是一个当时可以让撰写者赚得盆满钵满的行业。
比如韩愈，他身处的时代，写墓志这门副业是可以做到“一字千金”的，而他不仅靠这个赚了钱，更因此名留千古。
壹
现代人也许已经很难设身处地去体会墓志铭在古时的作用了。
通常认为，墓志铭最初的原型出现于秦汉时期。考古成果显示，在秦汉时的刑徒墓葬中，埋有刻着死者基本信息如姓名、户籍、死亡日期的泥砖。这种简陋的死亡记录被视为墓志铭的前身，作用一是作为官方的档案，二是作为死者亡灵转世的身份标示。
洛阳博物馆馆藏文物髡钳却威刑徒砖（东汉），记载刑徒信息 图据视觉中国
而墓志铭的正式出现，有更深层次的考量。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就在《终制》里感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即便谁也不能保证自家的坟墓能永远不见天日，至少要让后人知道死者身份。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引南齐时期的王俭《丧礼》说，“……将以千载之后，陵谷迁变，欲后人有所闻知。”
让后人知道墓主是谁，是撰写墓志的基本目的。高门大族的墓志铭除了墓主基本信息之外，还需要加上墓主详细的家族世系、出身人品、事迹功业乃至地方世态和当地风貌。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墓志撰写人的署名。所以如今才不仅知道标记M8的唐代墓葬其墓主姓范名凝，也知道为他写墓志的是柳镇。
而从南北朝到隋唐，墓志“不朽”的作用日渐突出。《左传》记载，“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只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对于大多数人门槛实在太高、无法企及。既然主观条件上的功业德行不朽可遇而不可求，客观条件上的镌之金石终年不蚀，就成了可以努力达到的退而求其次——就说是不是不朽吧！
南京市博物总馆，东晋名士谢鲲的墓志，1964年出土于南京中华门外戚家山 图据视觉中国
于是在初唐时期，就已出现了大量的一般士民墓志。墓主往往未经官宦也无功名，只是凭着一方石刻墓志，也就达到了力所能及、简便易得的“不朽”。这些墓志撰写者的身份既有亲友或名臣，也有落第士子或潦倒文人，但为挣钱而写墓志的市场还不存在。
贰
“墓志—酬金”的产业链成形，源于唐玄宗在位开元、天宝年间的盛世。由于国力繁荣、厚葬风行，贵族官吏和富商普遍开始定制墓志，从朝廷名臣到一介布衣都开始承接墓志撰写订单，名家出手的标价也日渐走高。
比如盛唐时的李邕就堪称典型。他除了文笔了得、更是书法名家，因此即便贬官在外，带着金帛巨款来求他写墓志的名流数不胜数。李邕也是来者不拒，前前后后写了数百篇包括墓志在内的碑铭颂辞，以至于《新唐书》感叹，说自古以来靠卖文挣钱的，没有一个比得上李邕。
李邕堪称商业化墓志的开山祖师。
李邕《麓山寺碑》
虽然安史之乱令大唐由盛转衰，但此时从高官富商到地主僧道，下葬几乎必立墓志。而一手撰文、一手收钱的商业化墓志也已成为社会公认、约定俗成的合情合理、合法合规行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说当时长安一旦有高官去世，府门口就会围上一大群人，希望能让自己为死者写墓志铭。
只是这些人往往都空欢喜一场，因为名人墓志的这块蛋糕是轮不到他们的，只有韩愈这样的顶级写手才有资格。
韩愈的文章好，早已名声在外。唐宪宗年间，名臣李愬雪夜出兵奇袭蔡州，拿下藩镇节度使吴元济。韩愈为这场大捷撰写《平淮西碑》，精彩之至，“下笔烟飞云动，落纸鸾回凤惊”。文笔虽然一流，但韩愈却将李愬的首功一笔带过，反而浓墨重彩地渲染另一位大将韩弘的功绩。
于是喜出望外的韩弘赠送五百匹绢给韩愈，当时物价绢一匹值200文、米一斗值13文。以一斗米13斤、如今米价每斤2元计算，韩愈这篇1505字的碑文就拿了近20万元稿费。他日进斗金的同时，李愬部将石孝忠却愤怒已极，冒死推倒了这块价值不菲的《平淮西碑》。
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韩愈写过80篇左右的墓志铭，出产量排名唐人榜首的同时，“谀墓”的指责也如影随形。比如他撰《唐故河南令张君墓志铭》，通篇只见墓主张利贞的闪光点，而其接受安禄山贿赂、在朝中为其疏通关系说好话、促成安禄山发迹的污点则“为死者讳”不见踪影。古文运动的领袖、名垂千古的文宗留下这样的文字，实在有些丢脸。
陕西西安，大雁塔北广场上的韩愈雕塑 图据视觉中国
但韩愈又不是只为钱写墓志的那种人。他的好友、诗人孟郊虽然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名句，其实一生潦倒，死时连下葬的钱都没有。韩愈主动出钱100贯将其安葬，并附送一篇情真意切的《贞曜先生墓志铭》。
韩愈的好友柳宗元也是墓志撰写高手。他没被贬官之前，客户都是京城的官宦；贬官之后，客户就变成了贬谪地及周边的官吏士民。柳宗元于819年病逝，韩愈于820年为他写了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
“……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柳宗元衣冠墓 图据视觉中国
文采出色到足以令人过目不忘，因此清人储欣在《唐宋八大家类选》中说这一篇是“昌黎墓志第一，亦古今墓志第一”。这充分证明了当韩愈不为钱而是走心写墓志铭时，实在是无愧顶级墓志高手的名头。然而与韩愈同时代的刘禹锡，又在给他写的祭文中惊叹其营销成果，“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
既写快餐烂墓志赚钱，又写绝世好墓志留名，写作界也只有像韩愈这样的天王巨星才可以既要又要。
叁
钱多人傻的墓志明码标价、至交好友的墓志分文不收，既是韩愈也是白居易的做派。
元稹的发妻韦丛病逝，请韩愈写墓志《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元稹自己临终前，嘱托好友白居易来操刀墓志。元稹官运发达之后不缺钱，继室裴淑也绝非悭吝之人，虽然白居易是老友，但该给的酬金一分不少——“舆马、缣帛、银鞍、玉带之物”，折现下来六七十万铜钱，至少是白居易半年的俸禄。
白居易不要这酬金，元家一定要给，三番五次之后白居易也懒得推了，直接把这一笔巨款施舍给了香山寺，且在《修香山寺记》中明确宣布“凡此功德应归微之（元稹字）”。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内的香山寺 图据视觉中国
墓志铭给钱就灿烂的问题，早在南北朝时的《洛阳伽蓝记》里就有批评，说墓主活着的时候不过是平庸之人，结果死后的墓志直接吹上了天去，跟明君名臣相提并论，“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
或许也是出于这一考虑，虽然写碑铭文收入可观，仍然有人可以为而不为，不想像韩愈一样背着一个“谀墓”的骂名。唐宪宗时，高官裴均之子出高价请宰相韦贯之为自己家的先人撰写墓志铭。没想到韦贯之一口回绝，说宁愿饿死也不愿意干这种事。《唐国史补》里还记载，郎中王仲舒跟好友马逢都很穷，王仲舒曾经开玩笑骂马逢，说都穷成这样了，为啥不努力去写墓志铭自我拯救？结果马逢也开玩笑，说刚刚看见有人骑马受伤找医生去了，生意应该就快上门了吧？
故宫官微发布的苏轼像
宋代洪迈在《容斋续笔》里感叹，说唐朝撰墓志铭挣钱的风气，到了宋朝也是一样——唯独苏轼非常地克制，一辈子只给富弼、司马光、赵抃、范镇和张方平这五人写过墓志铭，另外也就是帮张方平代笔了赵概和滕元发两篇墓铭。供职翰林院时，朝廷曾下诏命他为同知枢密院赵瞻撰写神道碑，他也一并推辞、不肯动笔。
一代有一代之风气，但写墓志铭始终是对一个人一生的盖棺定论。墓志铭写多了的人，总会担心自己的墓志铭不能尽如人意，在身后留下遗憾。所以如果有信得过的合适人选，自然是放心地托付，比如白居易之于元稹、皇甫湜之于韩愈。如果放眼四顾无人可托，还不如趁活着的时候亲力亲为写好自己的墓志铭，比如颜真卿、白居易和杜牧：不仅自我审稿，还可以给家人省下一笔费用——毕竟优秀的产品很少有免费的，墓志铭也不例外。
文/启凌 编辑 苏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