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勋章，是荣誉的符号，更是精神的坐标。
一枚枚“七一勋章”，承载着共产党人最赤诚的信仰、最滚烫的初心。它们不是陈列在展柜里的静物，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在时代洪流中刻下的印记——是马背上的药箱，是脱下军装后隐入柜台三十年的无名坚守，是乡村振兴图景里的一笔一画……
今日起，红星新闻推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报道《与勋章谈心》。我们与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深度对话，穿过荣誉的光芒，走进勋章背后那颗朴素的内心。
一个人，一枚勋章，一段足以照亮时代的人生。在这里，我们不仰望光环，只凝视内心。让功勋者开口，让信仰发声，在对话中触摸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最真实的纹理。
红星新闻记者 陈馨懿 主编 赵倩 蓝婧
编辑 郭宇 审核 何先菊
今年85岁的赵亚夫，一年仍有二百余天在田间，其中，去往戴庄的频率是一周两三次。
2002年，赵亚夫退休，主动来到戴庄。他回忆，“当时的戴庄，是句容出了名的穷窝子”，70%是岗坡地，稻麦亩收入几百元。如今，山顶有了4000亩生态林，山下近3000亩水田20年不曾用化肥农药，主打有机越光水稻，亩纯收入3000元以上。这里成了江苏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赵亚夫在田间 受访者供图
他毕业于宜兴农林学院。开学典礼上，一位曾在茅山老区打游击的老领导讲话，让学生们将来要帮助农民过上好日子。毕业后，他推广过水稻高产经验解决“吃不饱”的问题，从海外带回草莓苗让农民们有钱盖起了“草莓楼”，又带着有机农业来到了“茅山老区最穷的村”。
他说：“只要身体允许，活到老，干到老，就要为农民服务到老。”
退休后主动去“穷窝子”
试点老百姓没听说过的“有机”
二十多年前在戴庄，退休后的赵亚夫开了第一堂农技培训课，一上午只来了两个人。村干部又去村民家里做工作，到了下午，算上7名村干部和被请来的村民，教室里仍然只有十几个人。
他带来的是有机农业，但“那时候老百姓连‘有机’俩字都没听过，更别说信了”。他记得，农民的反应是：“不打农药不施肥，庄稼还能长？这不是瞎胡闹吗？”
据人民日报报道，有位戴庄农民曾回忆，过去，每年8月到9月，是水稻病虫害高发期，得天不亮就起来配农药，背上喷雾器在田埂上徒步喷洒，每亩得用上化肥100斤、尿素60斤，这些投入不低，年轻人觉得种地赚钱不多，干脆进城务工，2800多人的村子，常住人口一度不足千人，也是“句容出了名的穷窝子”。
这不是赵亚夫第一次被质疑。1982年，赵亚夫在日本研修，学习水稻增产技术，他注意到农民们还种草莓，这种水果卖出了高价，他便在空余时间学习了草莓种植管理技术。当地和镇江市都是丘陵山区，气候相似，但彼时“我们农户比较穷，大棚暂时建不起来”，他还向日本的农户要了一分地，试验露天种植。
回国时，他带回20棵草莓苗。那时，他也是一家一户做工作。即便在熟悉的白兔镇解塘村，第一年，他也只说服了9户人家，凑出9分地试种，要手把手教起垄、定植、施肥、灌溉。
一年后，在半卖半送的情况下，这9分地的草莓卖了六百多元，当时当地的城市职工一年工资也不过九百多元。第二年，有二十多名农户跟着种草莓，那年行情大好，每亩纯收入超过千元。再过一年，草莓种植面积就达到了万亩。先富起来的人盖起了二层小楼，被称作“草莓楼”。
▲赵亚夫 受访者供图
赵亚夫后来总结过推广遇到的难题：“最核心的就是让农民看到真金白银。”在茅山老区，有人说，“要致富，找亚夫”。而在戴庄，赵亚夫决定先请农民来打工。他带着人建了示范园区，把技术教给来打工的农民，寻找敢闯的示范户。
后来成为示范户的人叫杜忠志，也是他在戴庄讲课最早的两个学生之一。2002年，赵亚夫团队在杜忠志家带伙吃饭，劝他种有机桃子，杜忠志说：“我们桃子不能种，卖不出去。”赵亚夫说：“我们这桃子不一样，可以卖三块钱一斤。”杜忠志惊讶：“我们这桃子一块钱三斤都没人要。”第一年，桃子卖到了5块钱一斤，“一棵桃树比一亩水稻挣得还多”。
2004年，赵亚夫团队又劝他试种有机越光水稻。据新京报报道，杜忠志田里种着六七亩水稻，最早只肯用7分地尝试新品种。刚长出来时，因为种植过于稀松，村民还曾说收成指定不好，他想把水稻拔了重栽。而赵亚夫的答复是：“亏了算我们的，赚了全归你。”这种有机越光米，最终的亩产确实更低，但价格从普通大米一斤一块多钱变成了十几元。
作为“吃螃蟹”的人，杜忠志在大胆尝试后的第一年，8亩有机稻亩纯收入2000多元，比常规稻高出一倍；桃园又种草养鸡，一年下来，总收入突破5万元，“全村都轰动了”。
在不打农药的稻田里
娃娃鱼和猕猴回来了
2002年，赵亚夫从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组织问我想做什么，我想到茅山老区最穷的村去搞试点。”那就是戴庄，全村10.4平方公里，70%是岗坡地，地块零散、落差大，没有外来水源，靠天吃饭，三年两旱。
不过，他看中的是戴庄两个优势：污染少，还没有被工业化冲击，有适合搞有机农业的底子；生态潜力大，岗坡地多，反而可以搞生态复合种植，在山顶封山育林，在缓坡种果种草养畜禽，冲田种有机稻，可以搞生态高效农业。
那时，赵亚夫已经在琢磨一个问题：“咱们农业老是靠化肥农药堆产量，地越种越薄，环境越搞越差，农民还不赚钱。这条路走不通。我想能不能换个路子？”他认为，除了更新品种、改进栽培技术，改良土壤更加重要，土壤是农业的根本。
24年过去，戴庄变了。有些变化，肉眼能看见。如今，戴庄的稻田里不只水稻在长，鸭子在田间游走，紫云英在春天开成一片花，林下有鸡鹅觅食，酒糟可以做黑猪饲料，粪便再回到果园。赵亚夫介绍，山下近3000亩水田，已20年不用化肥农药了。
▲赵亚夫在田间 受访者供图
有些变化，要蹲下来才看得见。戴庄的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过去的1%左右提高到2%至2.5%，在菜园，随手挖一把土，能看见蚯蚓。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曾在村里的有机稻田中发现动物10纲31目145种，比邻村稻田高出6倍多；近年来还发现了野生娃娃鱼和猕猴两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群落。
组织方式也跟着变了。2006年，在赵亚夫推动下，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成立，分散农户被组织起来，合作社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到2025年，戴庄村民平均年可支配收入4.7万元，村集体收入520多万元，60户专业务农户种植全村70%的农田面积、年收入平均15万元。
他在戴庄的试验，走出的另一条路是：遵循自然规律，培育与利用生物多样性，改善农业生态系统，融合绿色的现代农业生产技术，虫害通过复杂食物网减轻，农产品也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坚持“三不”：
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
从未拿过农民一分钱
赵亚夫不是一开始就笃定要把一辈子交给土地。赵亚夫并非农村出身，高中毕业前，他听了瞿秋白夫人杨之华的报告，在日记里写：“做一个和秋白同志一样的人，做一个又红又专的人。”
1958年，他考入宜兴农林学院，这是一所刚创办的学院，专门为江苏丘陵山区开发培养农业人才。“说实话，当年学校条件差，同班50多人最后只剩17人，我也动摇过。”
真正让他留下来的，是一次去县城医院看病的经历。走廊、院子里挤满从乡下来的病人和家属，有人躺在地上，病房里传来失去亲人的哭声。“那情景到今天我都忘不了。农民太苦、农村太穷了！”赵亚夫回忆道。他又在日记里摘抄了一段话，“只要任何地方还有贫困和落后，就算我们没有完成任务！就寝食不安！这并不是和自己有什么过不去，而是历史把我们这帮人选出来，时时把繁难的担子搁在我们肩上。”
“我想，能用学到的农业知识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是很有意义的事。”赵亚夫说。他后来安下心来学农，毕业时每门功课都是满分5分。在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工作中，他又坚持“三不原则”：不收指导费用、不搞技术入股、不当技术顾问，从未拿过农民一分钱。
▲赵亚夫 受访者供图
1963年春天，他在看过纪录片《雷锋专号》后，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三年后支部大会通过了他的入党申请，“雷锋就是我心灵上的入党介绍人。”
他也还记得，在农林学院的开学典礼上，有位曾在茅山老区参加新四军打过游击的老校长讲话，“要我们立志学农、帮助老区农民过上好日子。”后来的65年，在老区，他参加过工作组，推广水稻高产经验，让人们吃饱；从海外带回草莓、葡萄，让农民盖起了楼房；退休后，又来到了老区最穷的村，尝试当时农民还没听说过的有机农业。
赵亚夫仍然认为还有很多事要做，要进一步提高土壤有机质、延长产业链、带动周边更多村，“只要身体允许，活到老，干到老，就要为农民服务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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