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十七年，一个人把岁月交给了寻亲二字；其中十年，她陪着一桩案件里的家庭，从破碎等到团圆。我们的报道没有、也不为渲染悲情，只想记录命运真实的重量：杨佳鑫的父亲没能等到孩子，李成青一家以善意相待，换来的竟是背叛。
正因如此，张维平伏法、九名孩子陆续归家、梅姨落网，每一个节点都重若千钧。这些结果的背后，是公检法机关经年累月的追索与坚守。法律的兑现，既是对受害家庭最郑重的交代，也是对社会良知最有力的守护。
然而，团圆之外，仍有家庭在等待，仍有伤痛未被言说。志愿者的陪伴之所以珍贵，正在于它承认这份漫长的痛，并愿意与之共存。防拐打拐，既靠法律的雷霆，也靠人心的温度。愿每一次坚守都有回响，愿天下无拐。
今年是何延妍从事寻亲志愿工作的第17个年头，也是她跟踪“梅姨案”的第十年。其间，她协助该案中7名被拐孩子回家团圆。
在寻亲圈内，她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燕子姐”。十年前，团队站长注意到一位叫申军良的男人在广州增城四处寻找自己走失的孩子，考虑到燕子姐对当地生活环境熟悉，便让她接触。自此，燕子姐见证了梅姨案一个又一个受害家庭的痛苦与喜悦，而张维平、梅姨这些名词，也闯入了她的生活。
“如果有机会见到梅姨，我只想问她一句，你也是女人，怎么这么狠心，让那么多小孩子离开妈妈？”燕子姐说，她也曾怀疑梅姨的真实性，毕竟寻亲路上有太多不确定性，有些人用尽各种方法，最后仍是徒劳。
她也见证了这起案件背后无数个体命运的缩影。作为志愿者，她深知受害家庭多年的痛苦和狼狈，也愿意倾听，“虽然我们做不了很多，但我们能陪伴他们，我就觉得在这个社会上还有一点价值，也是一种幸运。”
燕子姐（左红衣）及同事和受害者家属。 图/受访者提供
【1】10年跟踪
上午10时左右，燕子姐接到被拐儿童家长李树全打来的电话，当时她正坐在电脑前，对方称要告诉她一个好消息，“梅姨，落网了”。
“其实我已经有点感觉到了，但当时我激动的眼泪全部流下来了，那个时候脑子都空白的。”她不光为受害家庭高兴，更是觉得，压在家长、志愿者、公安等所有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燕子姐从2016年开始接触梅姨案受害者家属，到她落网，刚好十年。当时，申军良在广州增城发寻人启事，找自己孩子的下落。网站站长知道燕子姐在广州生活多年、对本地熟悉，便嘱托她留意这条消息，帮帮忙。往后的十年里，在燕子姐的帮助和见证下，申聪、李成青、邓云峰等七名孩子回家团圆。
燕子姐（左）和申军良。 图/受访者提供
她介绍，与她接触的其他拐卖案件相比，“梅姨案”有几个很明显的特点。一是受害者多，走失的孩子年龄小，大多在一两岁左右，没有三岁以上的，被拐孩子都是男性。二是，这些被拐的孩子有一些是张维平通过跟受害者家属接触，例如成为工友、邻居，博得家长们的一定信任后，利用骗、偷等手段把孩子拐走。
2023年4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张维平死刑。同年4月27日，张维平被执行死刑。与此同时，梅姨案中被拐的九名孩子也陆续找回。但在团圆时，大家仍对当时那个只存在于张维平口中的“梅姨”产生怀疑，外界也充满好奇。
【2】“这些人是有多狠心”
“梅姨是否真实存在”，在寻亲圈内，这个话题曾多次被讨论，大家看法不一。
受害家长邓叔环告诉九派新闻，确实有很多人质疑过“梅姨”的存在，认为是张维平用来减轻自己罪行的借口。但也有不少像她这样的受害家长，始终坚信梅姨一定存在。
“说实话，我也怀疑过。”燕子姐坦言，十年里，身边没有人亲眼见过梅姨，连她自己，也曾怀疑过是否真的有“梅姨”这个人存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消息，我就怀疑梅姨会不会是一个代号，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女人，或者是张维平用来脱罪的。”
直到张维平被执行死刑，他仍坚称有梅姨这个人存在，燕子姐才确信，“一个将死之人，不可能再撒谎，当时他面对的是死亡，已经没有必要去说托词。”
陪伴梅姨案受害者家属的这十年里，燕子姐见过太多让她久久不能释怀的场景。杨佳鑫的父亲在孩子丢失之后，苦苦寻找一年多没有结果。在火车上，他给妻子和父亲留下一句话，要坚持找到这个孩子。自己却借上洗手间的机会，选择卧轨结束了生命。
“这是一个特别愤慨的事情，我们正常人听到了，真的难以平静，这毕竟把一个家彻底地毁掉了。”燕子姐哽咽地说。
而李成青一家的遭遇，更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燕子姐说，当年张维平发高烧身体不适，孩子父亲好心地把他带回家，带他看病并留他吃住，还帮他找工作。这样的善意，换来的却是人贩子的拐卖。孩子被拐走的当天，李妈妈甚至还买了半边西瓜，叫孩子拿给张维平吃。
“这些人是有多狠心，这是什么样的人心啊？”燕子姐说，而张维平在执行死刑之前，始终都没有交代孩子被卖到哪里去了，只称有一个“梅姨”的存在。
作为志愿者，燕子姐是家长们的倾诉出口。这些家属们会把心里的委屈、痛苦讲给她听，像她这样的志愿者们也愿意做一个倾听者。她没有切肤之痛，却同样要承接大量负面情绪，“只要哪里有孩子的消息，会放下所有的一切去找。所以在没有找到孩子之前，任何一个寻子家长的生活都不平稳，他们无法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燕子姐（图右）和申军良等人。 图/受访者提供
【3】也曾想过放弃
燕子姐也有过想要放弃的时刻。在接触梅姨案前三四年，她曾作为志愿者帮潮汕一户人家寻找失踪的两兄弟，一个5岁，一个7岁。当时家人把所有可以找到的地方都找了，连水塘都抽干了，依然没有下落。一周后，孩子的父亲打电话给燕子姐，称孩子找到了。
“当时我很开心，我说找到就好，找到就好。”等她说完这话，对面的孩子父亲停顿了一下，燕子姐察觉到一些不对劲，“孩子爸爸跟我说，两个孩子已化为天使，那时候我就没有绷住，蹲在大街上大哭。”
如此直接面对两个孩子的死亡，燕子姐实在无法承受。这件事对她冲击很深，她一度把自己关在家中，家人见状也劝她不要再做，站长也劝她暂停一阵。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她找心理医生疏导，慢慢调整过来，重新回到寻亲这条路上。
寻人志愿工作没有报酬，过程可能漫长琐碎，奔波一场最后一无所获的情况时有发生。支撑她走下来的动力，是这些寻亲家庭的需要。
“我觉得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帮助，至少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家，至少这些亲人都在旁边，而他们没有，他们是没年没节，所有的节假日他们是最悲伤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这些寻亲人。”燕子姐说。
回望十余年的寻亲之路，燕子姐说，最大的愿望就是世间再没有寻亲的人。有朝一日，所有的寻亲家庭彻底卸下身上重重的壳，“把他们的牌子扔了，把他们的服装扔了，我也不再需要‘寻亲志愿者’这个身份，天下无拐。”
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杨臻 黄家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