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11月18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深圳前海国际会议中心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坚定信心,勇毅前行 共创亚太光明未来》的主旨演讲。
红星新闻就演讲的时代背景、深圳经验的启示、亚太合作的平衡之道以及中国的开放承诺等话题,专访了《从深圳出发:APEC与亚太共同体的新篇章》一书作者李罗力教授。
▲李罗力教授
李罗力是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副理事长,早年曾担任过深圳市委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他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下,中国选择开放、合作和变革,来解决当前面临的世界难题和时代难题。在他看来,主旨演讲第一次把“湾区”这一空间形态引入亚太区域合作框架,等于在国家间谈判之外,开辟了一个城市与区域层面的务实接口。
以下是访谈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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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为亚太提供哪些启示?
红星新闻: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出:“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分化,变革还是守旧?都是我们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您如何理解这一提问的背景和当前的世界形势?
李罗力:这一问是“时代之问”。当前的世界形势面临三大经济增长压力。第一是全球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经济增长从过去长期靠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传统要素拉动,现转换为主要靠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绿色能源和创新为主要驱动。第二是规则体系的分裂:多边谈判功能弱化,各类区域自贸安排叠加交织,“意大利面碗”效应加剧。第三是经济议题的“政治化”和“安全化”:关税、技术、产业链被当作战略工具,经济逻辑让位于地缘逻辑,全球供应链从“成本最优”转向“安全优先”。那就是要选择开放、合作和变革,来解决当前的世界难题和时代难题。
红星新闻:历经40多年改革开放,深圳从边陲小镇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深圳的成功能给亚太乃至世界各经济体带来什么启发?
李罗力:我认为深圳的成功至少可以带来四点启示。
第一,深圳主要是走制度创新之路而并非靠政策优惠。深圳至今已累计推出超过850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30%以上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其制度创新经验被APEC收录为最佳实践。其核心逻辑是要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
第二,深圳构建了“科技—金融—制造”三位一体的产业生态,从而能够实现平均11个月就完成研发成果转化,快于硅谷和东京,使它不只是“世界工厂”,更是“全球创新加速器”。
第三,深圳的数字竞争力已从“场景创新”走向“规则输出”。5G数字基座、首部综合性数据条例和前海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管理等,正在使它从规则的遵从者变为规则的构建者。
第四,深圳正在实现绿色与智慧的城市治理。仅它在全球率先实现公交100%纯电动化和“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公园城市形态等,就证明一个高密度超大城市既可以是产业发达的“金山银山”,也可以是生态优良的“绿水青山”。对亚太众多新兴经济体而言,这四条经验的意义在于:发展并不只有“资源换增长”一条路,制度和质量本身就是竞争力。
▲11月10日,深圳湾后海CBD建筑群 图据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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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做好准备了吗?
红星新闻:围绕促进亚太繁荣,宏观上强调和平稳定、开放合作、创新动能、互利共赢。对此应如何理解?亚太各经济体在贸易投资领域利益诉求不同,当下需通过哪些具体举措平衡各方诉求、促进便利化?
李罗力:这四句话是有紧密逻辑内在联系的:和平稳定是前提,开放合作是路径,创新动能是引擎,互利共赢是结果,四者缺一,亚太繁荣就难以实现。
亚太各经济体由于发展阶段确实差距很大,因而在贸易投资领域利益诉求不同也很正常。我认为当下可以通过四条具体举措来平衡各方诉求:
一是把分歧进行分层处理。技术性分歧留在工作组,一致性共识提到部长会,避免整体进程被单点争议拖累,要做到“先易后难、逐层提升”。
二是用能力建设替代强制统一。把重点放在提升各方参与高水平自贸协定的能力上,通过经验分享、技术合作、过渡期安排,缩小规则落差。
三是把“边境后”成本降下来。先推动无纸贸易、电子贸易文件跨境互认、跨境电商合作、推广APEC虚拟商务旅行卡等,这些技术性举措看似琐碎,却是发展中经济体最能接受的逐步实现高标准的现实举措。
四是给普惠留出制度位置。把廉洁治理从国内议题转为区域公共议题,降低跨境经营的非正式成本;同时把粮食安全、渔业海洋、公共卫生、清洁能源纳入合作清单。
红星新闻:中国能为全球工商界做些什么?讲话从开放市场、发展空间、合作环境三方面作出承诺,这对全球工商界意味着什么?我国企业家应做好哪些准备?
李罗力:我认为三项承诺对全球工商界意味着“合作共赢”。
第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拥有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从新能源汽车、智能家居到银发经济、冰雪旅游,每一个新赛道都是新增订单。2026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同比增长23.9%,明显高于外贸整体增速,这个数字说明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会带给全球工商界更多的赢利和合作的机会。
第二,目前中国的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0.5%,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超大规模应用场景让前沿技术在真实场景中迭代。对全球企业来说,又是一个“共同研发、共同验证、共同产业化”的赢利和合作的巨大机会。
第三,推动互促共进的合作环境,意味着中国要从降低关税、扩大准入,到探索规则、管理、标准等深水区改革,全面落实制造业准入又准营,稳步扩大服务业开放,把“准入”推进到“准营”,把“承诺”落实为“执行”,这对全球工商界来说,无疑又是一个合作共赢的巨大机会和可能。
对我国企业家而言,我认为要做好三项准备:一是把合规能力前置,把劳工、环境、数据、知识产权标准当作产品的一部分,而不应只视为成本;二是把供应链从“单点最优”改为“多点韧性”,善用RCEP累积规则与原产地规则,做区域化布局;三是把目光从“卖产品”转向“供方案”,在数字、绿色、服务三条新赛道上,用技术标准和场景经验换取话语权。深圳企业过去四十年的经验表明,谁能率先把地方实践沉淀为可复制的方法,谁就能在规则形成期占据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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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与区域层面的务实接口,如何开启?
红星新闻:演讲谈到“中方支持成立世界湾区经济合作联盟,深化各湾区交流互动,探索亚太经济合作新路径”,这对粤港澳大湾区意味着什么?接下来应如何做?
李罗力:这句话的制度含义很深刻也很长远。第一次把“湾区”这一空间形态引入亚太区域合作框架,等于在国家间谈判之外,开辟了一个城市与区域层面的务实接口。对APEC这样以自愿性、非约束性为特征的机制来说,“次国家”层次的合作往往更容易落地,因为它不需要条约批准,却可以直接对接产业、资本和人才。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这意味着它将从“中国的窗口”走向“亚太的枢纽”的制度通道。
接下来,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应做四件事:第一,把联盟做成“规则接口”,优先在跨境数据流动、绿色金融分类、专业资格互认三个领域推出可互认的湾区标准。第二,把联盟做成“项目平台”,以“大湾区—东盟数字创新走廊”和绿色转型“金融—科技”双轮驱动为抓手,让成员看到务实的发展效果。第三,把联盟做成“能力建设中心”,用前海的规则压力测试经验,为发展中成员提供培训与政策对话。第四,把联盟做成“民意通道”,让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城市治理经验共享同步推进。
红星新闻:演讲特别强调保持开放、创新、合作的重要性。对今天的亚太来说,这三者为何依旧重要?
李罗力:因为这三者恰好对应亚太当前的三个结构性缺口。“开放”对应的是“规则缺口”。亚太贡献全球六成以上经济总量、近五成贸易总量,承载八成以上经济增量,但区域规则却高度碎片化。RCEP、CPTPP并行推进,成员交叉、标准不一。2026年APEC“中国年”把重心放在制度型开放,从关税减让转向规则、标准、监管协同,就是在补这个缺口。2026年苏州会议支持电子传输暂免关税、推动将投资便利化协定和电子商务协定纳入世贸组织法律框架,方向都是让规则重新可预期。
“创新”对应的是“动能缺口”。传统增长动能式微,创新、绿色、数字三大新动能正在成型,但技术扩散速度远快于规则形成速度,成员之间的能力差距又决定了收益分配不均。成都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首次把“开源”提升到部长级合作层面,其政策含义并非“免费”,而是以开放许可、代码共享、模型可及的方式降低技术获取门槛,让中小经济体能够参与技术迭代。这是一种“技术性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切口,为分歧中的合作保留了空间。
“合作”对应的是“信任缺口”。资本与贸易可以编织利益网络,但唯有人的深度交融才能形成共同体。2026年APEC“中国年”在广州、上海、苏州、成都、大连、香港、澳门、深圳等地接续举办三百余场活动,把年度议程分散到不同城市,使区域议题与地方产业实践直接对照。这种“办会方式”的变化,本质上是把合作从会议周期推进到治理周期。
所以,开放、创新、合作之所以依旧重要,是因为它们是把“愿景”转化为“工程”的三个必要环节:开放提供通道,创新提供动力,合作提供合法性。深圳会议最值得关注的,并非某一项具体成果,而是一整套方法的确立:由一份宣言宣示愿景,转为多份部长级文件承载规则;由年度主题轮换,转为东道主之间的接力;由“共识—宣示”转向“共识—行动—评估”的闭环。当“深圳速度”与“深圳质量”被用于区域治理,亚太共同体就从一个话语,变成一个可以测量进展的工程。这,正是从深圳出发的意义。
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韦星 发自深圳
编辑 张莉
审核 何先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