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防老好人的坏作用

天府新视界 2026-11-17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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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影视剧里经常见到,或者到党政机关办事时可能还会遇到这样一类人,他们从不红脸、从不说“不”,对上级指示频频点头、接待群众或下级时十分热情,但面对是非问题时却缄口不言,知道前方有矛盾时提前选择绕道走。这种八面玲珑、谁都不得罪的人,被称作“好好先生”“老好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这段入木三分的评价,撕下了老好人们的假面:他们的“好”主要是对自己好,而这种“好”的代价,却需由整个政治生态来承担。因此,在政治生活中提防老好人的坏作用,其实是一件事关政治生态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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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好人的坏作用,首先坏在对原则的侵蚀。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就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要求坚持实事求是,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但在党员同志之间“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场合,到了老好人那里,往往把批评替换成“工作建议”,把问题剖析换成“希望要求”,让本应锐利的武器生锈钝化。到了具体考核评价中,他们又开始讲“平衡”、讲“照顾”,把本来很简单的拿实绩说话的风气,变成让所有人面上好看。凡此种种的老好人做派,看似维持“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实际上却在对原则的侵蚀中,把本应该严肃的组织生活搞成了庸俗的社交场域,使政治生活失去了应有的锐度和张力。

老好人的坏作用,更坏在对整体政治生态的败坏。在《论语》里,孔子就对老好人发出过尖锐的批评:“乡愿,德之贼也。”说这类人表面忠厚,实则丧失原则、迎合世俗,是道德的破坏者。在政治生活中,老好人行事往往也裹着一层“与人为善”的外衣:掩盖矛盾的目的藏在“保持和谐”的话术背后,推诿解决问题也可以被说成“不破坏团结”,一句“给个面子”更是为各种歪风邪气开后门。久而久之,本应刚性的纪律规矩,就被他们灵活变通成一条条可以弹性执行的选择题,各种违法乱纪的事情也就在这种弹性执行中愈演愈烈。大量事实表明,一些地方和单位正气不彰、邪气蔓延,工作局面长期打不开,同好人主义的盛行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老好人看似谁也没有得罪,其实最终得罪的是事业,是群众的利益,是党的纪律的刚性。老好人现象的底层逻辑,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有人将老好人的心态形象表述为“坚持原则是非多、碰到硬茬麻烦多、平平稳稳好处多、拉拉扯扯朋友多”,细究之下可以发现,老好人的“躺平”“摆烂”背后,不是能力不足,也不是看不清是非,而是“又要自己占便宜,又要不得罪人”。而为了达成这种目的,免不了放弃政治责任,进而发展成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因此,政治生活中的老好人问题,其实是一道经典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如果任由老好人逻辑在干部队伍中蔓延,必然会形成一种逆向淘汰:敢于较真碰硬的人会显得“不合群”,明哲保身的人反而“左右逢源”。选人用人中如果让这种逻辑占了上风,踏实干事者就会寒心,投机取巧者就会得利,干部队伍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便会从内部瓦解。

我们党历来重视及时发现和纠正老好人问题。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就着重批评了“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态度。历史反复证明,团结从来不是靠回避矛盾换来的,而是通过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达成的。延安整风之所以成为党的作风建设史上的典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以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取代了“和平和亲热”的一团和气,从而真正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效果。

对照当下,提防老好人的坏作用,不能停留在道德层面的劝诫,更需要持续强调政治生活中原则的优先性。原则面前,往往最能让“真好人”与“老好人”显形:真好人该红脸时红脸,该扯袖时扯袖,说话办事不存私心,只求同志的真正进步和事业的健康发展;老好人却擅长通过嬉皮笑脸、插科打诨的方式,把本当严肃的原则问题讨论庸俗化,以求自身的安稳与好处。要从根源上消除老好人的腾挪空间,领导干部就应当以身作则,从制度上给坚持原则、敢于担当的干部支持,让“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

提防老好人的坏作用,不是要舍弃人与人之间的温度,而是要守住政治生活的底线。要用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真正的“好”,取代为一己私利而蝇营狗苟的假的“好”,确保政治原则与政治规矩都得到坚守。是非评判的标准明确,领导干部认真履职尽责,才能有真正的天朗气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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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成博
编辑/周志敏 责编/谢梦 审核/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