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在3万个中国家庭里,重新审视那些最深的教育裂痕

成都商报教育发布 2025-07-25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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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任何父母看了都难以平静的数字——

2023年,据财新网报道,《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上的一篇研究指出:中国总体自杀死亡率显著下降,自杀预防工作取得成效,但儿童青少年组自杀死亡率的上升值得关注。

其中,2010年到2021年间,5-14岁城市和农村儿童的自杀死亡率均呈现上升趋势。2017年至2021年间,15-24岁青少年组的自杀死亡率同样出现上升,城市和农村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均突破每十万人3人。

十万分之三,是一个看起来很低的比例,但对于三个分子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痛苦。

让父母们坐立难安的,还不止于此。抑郁、厌学、焦虑、网瘾、霸凌......任何一个“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议题,背后都是若干家庭的隐痛,是父母们心里无法拔除的一根隐刺。

我们的孩子到底怎么了?这些随时可能令家庭痛苦的隐刺,又该如何拔除?

7月19日,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第七届婚姻家庭治疗国际研讨会在成都举行。学者们聚焦青少年心理健康、婚姻家庭等诸多议题,尝试探索“家庭治疗”在其中的可能性:将青少年个体置于家庭环境中,用更加全局、系统的视角观察处于阴霾中的家庭。

讲座当天,我们也和活动发起人,中国心理学会婚姻家庭心理与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方晓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心理与学校咨询研究所教授邓林园,西南交通大学心理研究与咨询中心高雪梅教授以及美国西北大学家庭研究院兼职讲师兰菁博士一起聊了聊,希望从他们丰富的研究经历和临床案例中,窥见当代中国家庭教育中的核心问题和解法。

 

被技术重塑的童年

生长于互联网土壤的Z世代

 

2019年,方晓义教授创建了国内第一家专门服务婚姻家庭和儿童青少年的研究与治疗中心“家姻心理”。目前,“家姻心理”已累计服务了3万余婚姻家庭和青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的样本量,也让学界得以更清晰地描绘出这些家庭的基本画像。

学者们注意到,在前去做咨询的家庭中,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占比极高。在心理学研究中,对此有一个专门的学术名词——“初二现象”。

这也是大多数父母最为头痛的一个阶段:孩子处于青春发育期,身心急剧变化,可能会具有叛逆、盲目、易受外界影响、情绪容易激动、暴躁、成绩两极分化普遍等特征,但同时也具有可塑性、主动、追求独立等特点。

这些家庭寻求帮助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困扰中国父母最深的几类典型问题:

一是学业问题,比如厌学、学习困难,“这也是中国父母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二是人际交往。方晓义教授从事的一项关于高中生发展指导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人际交往在高中生群体中有很高的需求,在各类需求中占比超过60%;三是网络成瘾,这在前来咨询的家庭中占比极高;四是亲子关系,如和父母的冲突加剧,甚至上升到暴力行为;五是自我问题,如缺乏自信、自卑、怀疑自己。

我们更想追问的,是这些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是什么?

几位学者都表示,每个家庭的情况千差万别,难以用一种模板化的框架表述问题的产生根源。但是在不同的案例和问题中,学者们注意到,“社交媒体的过度使用”是“问题少年”们身上越来越普遍的伴随特征。

这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原因。

简单而言,过去,人与人的交往依赖“现实的会面”;如今,信息和通讯都打破时空局限,成长于互联网土壤的青少年习惯于虚拟空间的交流,现实互动却大幅减少——无论是与父母的沟通、同伴的交往,还是其他人际交往,都因此受到影响,这直接导致了社会孤独感与隔离感的加剧。

大量的咨询案例也呼应了这一分析,“社会连接的减少,正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案例中还有一类值得关注的现象。很多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在过多使用社交媒体之后易陷入“体象危机”。长期与社交媒体中的他人进行对比,她们容易对自己的身材产生不满,进而引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

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游戏成瘾。高雪梅教授在研究中将玩游戏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休闲、放松为目的的娱乐型,这类孩子通常不会成瘾,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也很低;二是成就型,以追求价值感为目标。这类孩子多因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平平,转而在游戏中寻找自我价值,存在一定的成瘾风险;三是逃避型。这类孩子通常难以处理亲子关系、同伴关系中的负性情绪,游戏中多巴胺的分泌令他们感到开心,可回到现实又会陷入低谷,于是选择沉溺游戏来逃避现实,成瘾风险最高。

并且,高雪梅教授还注意到,在网络游戏、社交媒体成瘾问题中,除了青春期,小学高段、大一大二也是问题出现的高峰期。

 

被忽视的系统裂痕

青少年问题背后的家庭镜像


方晓义教授最早从事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包括抽烟、酗酒、吸毒、网络成瘾等。研究过程中,案例样本量越来越大,方晓义和团队发现,在青少年问题行为背后,往往存在亲子关系的问题,而亲子关系又是婚姻关系的映射。

邓林园教授在从事家庭治疗的实践中也发现,很多孩子的问题表面上是个性问题、亲子关系或者教养方式的问题,顺藤摸瓜,最后发现问题背后的根源是父母关系、父母互动方式和冲突解决方式的问题。

基于此,方晓义教授将“家庭治疗”的概念从国外带回国内高校,进行了本土化实践,建立了国内高校第一个婚姻家庭治疗专业。他把“问题青少年”、亲子关系、婚姻关系放在“家庭”的框架中,并在研究基础上,探索“家庭治疗”的干预方法。

家庭治疗,这是一个中国家长们还不是非常熟悉的概念。

方晓义教授解释,家庭治疗是以家庭整体为核心的心理干预方法,是心理治疗领域新兴而且越来越受欢迎的一个分支。和传统心理咨询“只关注有问题的那个人”不同,家庭治疗有一个非常独特、科学的系统视角——把家庭看作一个“生命共同体”,把每个家庭成员的言行、情绪、反应都当作“家庭系统”里的相互影响环节。

如果要打一个更形象的比方,可以把家庭想象成一个生态系统,孩子就像水里的小鱼。如果鱼儿生病了,单给鱼儿喂药常常治标不治本,更重要的是调好水质、增加阳光和养分。

兰菁博士表示,这也是家庭治疗的思路:观察抑郁、厌学、网瘾等“表面症状”背后的家庭互动模式,通过调整家庭成员间的互动模式与沟通方式,实现家庭功能的健康运转,最终帮助青少年走出心理阴影。

 

家庭治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从“聚焦问题”到“重塑系统”

 

家庭治疗是怎么进行的?我们先来讲一个故事。

一对父母带着初三的儿子去做家庭治疗,诉求很典型——“孩子整天玩手机,学习越来越差”。一开始,家长觉得只要“修理好孩子”,问题就能解决。

但家庭治疗的第一步,是让全家人一起坐下来,讲讲各自的真实感受和生活状态。

在咨询中,咨询师带着他们一起梳理了最近家里的变化。原来,父亲最近工作压力很大,经常加班。母亲为了孩子学习也变得异常焦虑,一说话就忍不住催促孩子学习。久而久之,家里变得越来越紧张,亲子之间没有轻松地交流,只有不断地指责和担忧。孩子觉得,家是个压力锅,只有玩手机才能“短暂逃离”这种压抑的氛围。

了解发生了什么后,咨询师带着一家人尝试新的互动方式,比如规定每天有半小时纯粹的家庭交流时间,不聊学习、不说教,而是分享一天的有趣见闻;父母开始主动表达自己的压力,而不是用控制来转化焦虑。慢慢地,家庭氛围变得轻松了,孩子主动减少了手机时间,学习动力也恢复了。

最后,家长感慨:“原来孩子的问题,其实是全家的共同困扰。家庭一变好,孩子自然变得更好了。”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家庭治疗故事,也体现了系统视角的魅力:家庭治疗不只关心孩子“做了什么”,更关心“为什么家庭会形成这样的互动模式”。当咨询师帮助父母和孩子一起觉察到这些无形的影响时,家长会发现手机并不是“敌人”,而是家庭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不同家庭的“沟通习惯”不同,有的习惯“压抑和隐忍”,有的喜欢“指责和命令”。家长和孩子都需要练习把“情绪背后的需求”说出来,比如孩子的不满其实是想被理解、家长的唠叨其实是出于担心。家庭治疗就像是“升级家庭操作系统”,帮助每个成员都成为正向改变的推动者。

在日常生活中,家长们也可以使用家庭治疗的思维来进行实践。

家长们可以改变认知方式,用“系统观”来看家庭关系。把家庭看成一个“团队”,每个人的情绪、行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遇到问题时,不急着问“谁错了”,而是先问“最近我们家发生了什么?有没有什么氛围或者压力在影响大家?”孩子情绪低落或成绩波动,可能不只是孩子的问题,也可能和家长的情绪、家庭氛围、亲子互动紧张有关。

优先修复关系,而非只处理表面问题。当家庭成员发生争吵、冷战,先暂停“对错争论”,可以说“我们现在都不舒服,先休息一下,等情绪缓和了再聊。”比如说,孩子顶嘴时,家长可以先控制自己的反应,不立刻说教,而是事后找机会聊聊彼此的感受,表达理解和关心。

主动倾听和表达真实感受,不是只听表面,而是试着理解背后的需求和情绪。多用“我觉得……我需要……”来表达自己,也鼓励孩子说出真实的想法。比如说“我看到你最近总刷手机,其实我有点担心你压力大,不是想管你,而是想多陪陪你。”

设定家庭“温馨时光”和正向互动。每周定一个“无冲突时段”,全家人做些轻松的事情,比如一起做饭、散步、游戏。这些时刻有助于家庭成员放下角色、重建亲密。

面对情绪,允许表达而不压抑。允许孩子和家长都有“情绪爆发”,但学习用合适方式表达和安抚。如果情绪失控,可以约定“情绪冷静角”,等平静下来再沟通,而不是激化冲突。

如果家庭内部已经尝试多种方法,孩子的心理问题仍然反复,甚至加重,或出现情绪问题严重到影响生活,家庭冲突持续升级,孩子出现自伤、自杀念头或行为时,则需要及时寻求心理机构或医院的帮助。

 

文 张佳迎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付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