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课堂学习的最重要载体之一，一本教材的质量，不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课堂教学实施的质量，更会决定教育的整体质量。
如何用好教材，如何让“一本好教材”成为“一节好课”的最有力支撑？2025年11月28日至29日，由北师大版（新世纪）小学数学教材编委会与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的年度教材交流研讨会在成都市高新区蒙彼利埃小学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位数学教育专家、教研员及一线教师齐聚一堂，以“一节好课的实践探索”为主题，通过专家报告、课例展示、教材解读与互动研讨，共同探索素养导向的小学数学课堂转型路径，本次活动全程在线直播，约3万名教育工作者以在线的方式参与活动。
到底什么样的一节课，才算得上一节好课？围绕本次研讨会的这一最核心命题，红星教育记者也深度专访了刘坚教授。
人物简介：
刘坚，新世纪小学数学教材（北师大版）主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院长，国家督学，义务教育国家数学课程标准（2001版）研制组组长，九三学社中央教育文化专委会主任。
红星教育：北师大版（新世纪）小学数学教材是目前一线学校用得非常多的一个教材版本，同时，这也是“北师大版”的第五版教材，和前四版相比，第五版的最鲜明特点有哪些？
刘坚：第五版教材最鲜明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首先，我们将核心素养的培养作为贯穿始终的主线。教材围绕《2022年版课标》提出的11个核心素养主要表现，在12册126个单元中进行了系统化、进阶式的布点设计，确保素养目标落到实处。例如，在“量感”的培养上，教材按学段细化了“感知量的意义”等维度的具体要求，让素养发展有迹可循。
其次，教材深化了“情境+问题串”的特色编排，力求实现教科书内容展开、数学发生发展、学生自主学习、教师教学引导和课程目标达成这“五个过程统一”。通过真实情境引出一系列有逻辑关联的问题，引导孩子自然经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过程，让数学学习不再是机械记忆。
再者，教材显著加强了综合与实践活动的设计。我们新增了跨学科主题学习和项目式学习单元，全套共24个单元96课时，约占总课时的13%。例如二年级下册“发现身体上的尺子”单元，就引导学生在真实测量中发展量感与应用意识。
同时，教材注重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成就。比如在五年级学习三角形面积时，引入《九章算术》的“出入相补”原理和杨辉的智慧，让孩子在感受古代数学家思想方法的同时增强文化自信。
总体而言，第五版教材是在30年研究积淀基础上，以“一以贯之、与时俱进、追求卓越”的精神，对数学育人价值的一次深度探索。
红星教育：回顾这五版教材的变化，背后体现了时代对教育的哪些新的期待和要求？
刘坚：从1994年第1版到2024年第5版，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始终秉持"建立旨在促进学生发展、反映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时代特征的数学课程体系"的核心理念。三十年间，变化的是对数学育人价值诠释的持续深化和与时俱进，不变的是促进每一个学生以数学发展滋养身心的教育初心。
如果要总结教材从第1版到第5版的迭代过程，或许可以这样概括：第1版形成了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现代教材基础体系：“试图形成‘问题情景--建立模式--解释与应用’的基本叙述模式，使学生在朴素的问题情景中，通过观察、操作、思考、交流和应用，识数学，理解数学，掌握数学”；第2-4版持续推进"情境化、实践性"，持续探索并创立"情境+问题串"的特色编写体例；第5版则进一步通过迭代设计，在传承的基础上鲜明体现"核心素养导向"和“项目学习设计”。
这些变化深刻回应了时代对教育的新要求：从学科本位走向生活联结与创造力的培养，从统一标准迈向因材施教与教育公平，最终指向"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第5版特别强化了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通过丰富的数学实践，既夯实基础，又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教材变革始终与国家教育发展同频共振。我们深知，教材不仅要传递知识，更要为未来社会培养具有扎实素养、健全人格的建设者。让数学教育真正服务于每个学生的终身发展，这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红星教育：我们也注意到，“北师大版”教材一贯非常强调“情境+问题串”，这个编写方式最希望达成的目的是什么？这和我们当下强调的“让学习真实地发生”有何内在关联？能否以教材中的某个知识点举例说明。
刘坚：“情境+问题串”本质上是将数学学习定位为“探索未知”，而非“给出正确解答”。它之所以让学习真实发生是在于：用情境激发学习的兴趣和内驱力，用问题串支撑思维历程，经历数学的发生发展过程，最终让知识成为学生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第五版教材修订中所坚持的——好的数学教育，是让孩子像数学家一样思考，而教材应是他们手中的“探索地图”。
例如在五年级上册“小数乘法”单元，我们并未直接给出“先按整数乘法算，再看乘数中一共有几位小数，就从积的右边起数出几位点上小数点”的法则。而是鼓励学生在多元探索中理解算理。
以《街心广场》（小数乘小数）一课为例，教材设计了生活中直观的面积模型，鼓励学生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真实问题，以4个层层递进的问题展开探索。问题1结合实际背景体会小数乘小数的必要性；问题2结合具体情境、整数乘法的经验和几何直观，聚焦学生认知难点，借助不同表征解决问题并积累数学活动的经验；问题3从计数单位的角度进一步理解算理，从会算到理解为什么可以这样算；问题4则借助面积模型，体会计数单位与计数单位相乘，产生新的计数单位的道理，进一步感悟运算的一致性。
通过上述“情境+问题串”的设计，学生对小数乘法的学习不再是机械记忆和套用算法。他们亲身经历了从具体情境抽象出数学问题，利用直观模型理解算理，最终自己发现并归纳算法的完整过程。知识成为了他们通过探索获得的个人经验，这正是“让学习真实地发生”的体现——学习是主动的建构，思维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红星教育：同样的一套教材，会用在不同地区、不同学校，面向不同的孩子，他们对于学习都有不同的接受能力。一套教材在编写中，该如何解决“普适性”的问题？
刘坚：首先我们要对什么是“普适性”有一个共识，“普适性”应该是在一套教材里，在确保国家课程标准这一共同底线的基础上，为不同地区、不同水平的孩子架起学习数学的桥梁。
具体来说，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编排上，考虑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设计“低门槛、多层次、大空间”的学习任务，既有夯实基础的部分，也为学有余力的孩子提供探索空间，也就是既有保底，又上不封顶，这样才有可能实施“因材施教”；二是注意情境素材的广泛适应性，在情境选择上充分兼顾不同地区（城市和乡村）、不同民族、不同兴趣爱好的学生熟悉的元素，并努力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祖国重大发展成就等能引起广泛共鸣的内容，力求让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数学与自身生活的真实关联；三是对于重要的核心概念采用螺旋上升的方式编排。让同一主题内容在不同学段重复出现，但深度、广度逐级提升，尊重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理解和建构知识。简而言之，教材编写追求的普适性，是为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提供一份丰富、有弹性且可选择的素材和学习路径，让教育公平在尊重差异和满足个性需求中真正落地生根。
红星教育：从一本好教材到一节好课，教材的使用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中间过程。以“北师大版”教材为例，在教材使用方面，您对一线教师们有哪些建议？也就是您认为一节好课应该符合哪些标准？
刘坚：我在去年大约这个时候曾经写过一段文字，就是想和老师们讨论“什么是一节好课”。简单地说，我心里的“一节好课”是指每一位普通教师都能追求的、让学生真正自主学习的数学课，而非一些地方出现的优秀教师、特级教师的“表演课”。
一节好课有四个主要特征：一是真实性。课堂可能不完美、不流畅，但要能展现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教师要敢于“放手”；二是以学生为中心。教师是引导者、组织者，负责创设动态化的情境、激发兴趣、鼓励学生、倾听并理解学生想法。课堂中要确保学生有充足的自主探究和小组合作时间（建议不少于20分钟），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表达原生态想法，暴露思维过程、困惑和错误，而不仅仅是追求标准答案；三是要落实教材理念。教师遵循教材的“情境+问题串”，引导学生经历知识的自然发生发展过程；四是实现师生共同成长。教师应抱有与学生共同学习、探索的心态，与学生同探索，共成长。
因此，我们提出了新世纪好课的三个基本准则：遵循教材“情境+问题串”的逻辑；一节课中学生要有足够的时间独立学习和合作学习，原则上不少于20分钟；课堂上要充分暴露学生的思维过程和可能的迷思，教师运用学生的作品推进学习进程。
教材编写组之所以发起“什么是一节好课”的系列研究与探索，是因为我们希望数学课能让学生感受到探索的乐趣，学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世界，用数学的思维解决问题。一节好课，是教材编写理念与教师教学智慧、学生学习成长的美好相遇。
红星教育：如前所述，不同的孩子对知识广度和难度的接受能力不同，所以，针对一些学有余力的孩子，家长们有时候会想给这样的孩子做一些学习“加餐”，但是又不知道“加餐”的尺度如何拿捏，甚至有些家长买到的完全就是一些粗制滥造的所谓“课外教辅”。对于家长们的这类困惑，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坚：我能理解家长们的心情和做法，但是否要为孩子在数学学习上“加餐”，不能一概而论。我的基本想法是：谨慎判断，审慎加餐，活动为主，兴趣为先。
首先是如何判断是否需要“加餐”，社会上常见的“加餐”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培优”，一种是“补差”。如果家长确认自己家的孩子校内的内容已经完全掌握并灵活运用，学生对数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主动希望探索更多、范围更广的数学，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加餐”，但需要把握的是，“加餐”不应该是做题，而是以数学探索活动，尤其是可以开展一些项目学习活动为主，实现“做中学”“创中学”“用中学”。
当然，还有一些家长认为孩子在数学学习遇到了困难，需要给孩子“加餐”补习，但这里极有可能是有误区的：学生的数学学习真的遇到了困难吗？遇到了什么困难吗？这里的困难是学生真正的困难，还是由于一些不适切的评价标准而造成的“假困难”……实际上，家长可以做的不是为孩子“补上答案和分数”，而是“补上信心”和“激发兴趣”，机械的练习可能会削弱孩子的学习兴趣，并影响其身心健康。比起关注“做错了多少题”，不如关注“今天主动思考了一个新方法”的努力过程。
整体来说，小学数学知识的“总量”其实有限，更重要的是打好思维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我更赞同家长们鼓励孩子自由玩耍、自主阅读、接触大自然、发展兴趣爱好，这些活动对孩子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其价值远超过多做几道课外习题。保护好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才是能让他们走得更远的宝贵财富。
红星教育：这两天的研讨会，其实也是教材的编写者和使用者们的一场深度交流。您认为这种“从编到用”的互动，其最大价值何在？
刘坚：如果把数学教学看作一个“生命体”，我们的教材提供了“情境+问题串”的基本骨架，但真正的血肉在于教师如何运用、学生如何反应，这就需要教材的编写者和使用者凝聚共同的教育信念，共同开展课堂教学实践，因为基于真实课堂教学的证据收集才能真正检验教材的适用性。
北师大第五版教材的特色之一是建立了循证研究的范式，通过试学试教，通过编写者与使用者的共同讨论，为教材修订与迭代提供了最精准、最直接的依据。一线教师和学生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惑、产生的“迷思概念”、乃至提出的质疑，都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帮助我们识别出编写中未曾预料到的“学生认知点”，知道在哪里需要搭建更平缓的认知阶梯，或者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支架。这使得教材的每一次修订都是基于实践基础上对真实学情的积极响应。而更重要的是，这种深度互动有助于凝聚全国的数学教育工作者，达成共识。例如，当编写者与实践工作者通过研讨活动，围绕“什么是一节好课”形成共识——好课是真实的、要保障学生充分的自主探究时间、要敢于暴露并利用学生的思维过程……教材所倡导的“以学生为中心”“促进探索与思考”的理念，才能通过千千万万的教师真正在课堂上落地生根。我们不仅是提供一本教材，更希望与教师们共同塑造一种鼓励相信、游戏与发现的数学课堂文化。
总而言之，“编用结合”的深度互动，其最大价值在于让教材编写从单向的“输出”变为双向的“滋养”。确保教材能够持续改进，始终保持生命力，最终共同服务于“建设旨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的数学家园”这一朴素而坚定的目标。
红星教育：为什么把2025年全国的学术交流活动选在成都呢？您个人对成都的基础教育有哪些印象和评价？
刘坚：成都全市使用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的时间已经超过20年，教师、学生、家长对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的理念高度认同，成都有19名教研员、教师是新世纪小学数学高级研修班学员（17人已结业，2人在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成都都是教材最重要的研究与应用基地之一。
成都教育给我最深的印象可以概括为几点：首先是这座城市在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上路径清晰，比如通过集团化办学、教师共享中心等机制扩大优质资源的覆盖面，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家门口上好学；其次成都展现出强烈的教育改革创新活力，它是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小初高贯通式培养等模式，这些实践为我们思考如何因材施教提供了宝贵经验；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成都的老师们依托北师大版教材“情境+问题串”的内容设计，以此构建了以学生思维发展为主线的课堂。比如28号上午谢瑞老师执教的《水果店》和邱寅老师执教的《平行四边形的面积》，都把教学重心从关注“是什么，怎么算”转向引导思考“为什么，怎么想”，特别是邱寅老师的那节课，学生独立思考与合作学习的时间是比较充分的。而成都课堂之所以呈现这样蓬勃的气象，是因为全市有非常成熟的区域教研体系，有一批优秀的教研员和老师们在身体力行新课标和新教材的理念，并把这种理念传递给全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的老师们。回顾二十多年成都使用北师大版小学数学教材的历程，我最大的感慨是：一套教材的生命力，恰恰来自于它被使用的方式，来自于教师和学生。成都的老师们是最出色的“课堂实践研究者”，将文本的教材变成了声敢于质疑、勇于探究的生动课堂，这也是教材编写团队前行的根本动力。
基于以上原因，教材编写组和北师大出版集团把2025年的学术年会放在了成都，我们希望来自全国的教研员和老师们能够一起感受成都这座“教育重镇”如何将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转化为扎实的课堂实践，从而激发更多关于小学数学教育的思考与行动。会议期间，我也曾和几位6年级的成都小学生见面，他们对数学的喜爱溢于言表，对数学教材和教材中的主人翁淘气笑笑赞不绝口，这样的场景实在令人欣慰，几十年来新世纪数学人，包括广大成都小学数学人的努力与付出正在结出丰硕的果实。
文 吕文豪